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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工智能文学作者的存在形式

摘要：新媒介的出现使传统印刷文化遭受了巨大冲击，而近年来随着深度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也在创作实践中塑造了新的作者形式。与以往文学史中的任何创作形式都不同，人机合作的创作模式是一种“1＋n”的新形态。然而透过现代主体与后人类主体的冲突，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并未完全将人类作者改变为“赛博格主体”，当代的作者仍然站在现代文明的大地上；同时，借助英国约克大学教授阿曼达·雷斯（AmandaRees）的“万物人文主义”与《周易》中“文”的哲学意涵，能够开辟出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作者主体的一条新思维路径。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瑟夫·卡尔·罗伯内特·利克莱德（JosephCarlRobnettLicklider）所谓的“人机共生”的命运下，当代的人工智能文学作者与其说是数字时代的创作者，不如说是以一种走向数字时代的姿态进行写作的创作者。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学生成文学作者主体性人机共生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无疑使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迅速成为人们火热讨论的对象。事实上，早在20世纪，就有围绕着机器、技术展开的思想辩论。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对数据库中海量材料的高效处理及产出像是对传统人类写作发起了挑战。学术界不少学者基于这种技术对艺术创作的介入也纷纷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其中，“后人类主义”“赛博格”“主体消解”等指向后人类生存的语调更是充斥着评论界。然而，这些理论要么是一直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去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评判，要么是对后人类的图景进行畅想，可回到我们脚踩的这片土地，人类并未真正进入后人类的时代。当然，数字技术也的确影响到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从作者入手，明确当代人工智能文学创作者的存在形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人工智能技术，认识我们当下所处的具体环境。

一、新媒介塑造的作者形式

在新媒介出现后的数字时代，传统纸质读本成为明日黄花，逐渐被冠以具有不菲收藏价值的“古董”。纸媒被束之高阁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比特（Bit）为基础的数字网络。荷兰美学家约斯·德·穆尔（JosdeMul）认为这种数字网络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世界观的全新的虚拟空间，它以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将自然空间、人的精神心理空间以及人类文化空间全部吸纳整合甚至说是纠缠在一起，而这即是我们当代人类所存在的“混杂的空间（MixedSpaces）”［1］。新媒介自由、开放、即时、强互动的特性当然为这一媒介环境中的创作者带来了改变。而以自主系统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进一步令激荡的文学领域江翻海沸，而处在争议核心的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文学作者的问题。

若人工智能文学的创作仅仅是由人输入指令，而计算机根据指令执行其程序，最终产出完整的文本，那么对于作者的界定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了，然而实际的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机制要比这个设想复杂得多。要考察人工智能文学创作者的存在形式，我们要清楚的是，我们所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人工智能。参照德国学者汉尼斯·巴乔尔（HannesBajohr）对人工智能文学类型的划分，我们今天如火如荼讨论着的ChatGPT、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在技术层面都属于连接范式（ConnectionistParadigm）的人工智能。在创作机制层面，这类人工智能模型并不需要人工输入固定的结构形式，因为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算法会自动从数据库的文本资源中根据词语的分布概率总结出规则，并在输出文本时，按照这种规律进行上下文预测，而对于人类来讲，在使用时仅需给出风格、主题、体量等方面的限定，剩下的就交由拥有深度神经网络的大语言模型运作即可。数字技术发展到依赖深度神经网络进行学习与输出的人工智能系统后，对人工智能所产出文本的作者的界定就变得十分棘手了。一方面，人工智能文学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人的参与，同时其输出结果并不能保证令人满意，因此整个过程中还少不了人类用对关键词、数据库进行调整的方式“训练”人工智能，以期获得理想的文本；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文本的生成并非一种向壁虚造，而是对过往人类创作的大量文本数据的学习、总结、提炼、重组、融汇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所输出的这一部分文本确实是集一众作者之大成的集体智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新媒介给人工智能文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作者，这个作者并非能与作品一一对应的某一位具体的人，而是以一种新的“1＋n”的形式登场，并且这里属于群体智慧的“n”也并非专有，因为过去的文本资源也并非某一位作家专用的。这种创作的典型例子是，在继完成了被命名为“凤雏1.0”的人工智能小说《扮演那个有魔法的人》之后，2024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王峰教授同他的团队又发布了被命名为“凤雏2.0”的百万字玄幻小说《天命使徒》，这部小说是以“国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