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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刑事责任认定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李阿姨的脸上，她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手机银行显示，昨天刚收到的5万元养老钱，此刻只剩下一串零。骗子冒充”社保局工作人员”，用”养老金账户异常需验证”的话术，让她一步步点击了钓鱼链接。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不同城市上演：刷短视频时弹出的”0元领手机”链接、微信里突然收到的”熟人借钱”消息、炒股群里”稳赚不赔”的内幕信息……这些网络诈骗不仅让受害者遭受财产损失，更可能摧毁家庭希望。当我们愤怒于骗子的狡猾时，更需要了解：什么样的网络诈骗行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又是如何认定这些犯罪的？本文将围绕”网络诈骗刑事责任认定”这一主题，从基础概念到司法实践，抽丝剥茧为您解析。

一、网络诈骗的基本界定：从传统诈骗到网络空间的延伸

要理解网络诈骗的刑事责任认定，首先需要明确其法律定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网络诈骗本质上是传统诈骗罪在网络空间的异化形态，其核心仍是”骗”，但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和跨地域性。

（一）与传统诈骗的核心区别

传统诈骗多发生在现实场景中，比如街头”掉包计”、商场”假币诈骗”，受害者与骗子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网络诈骗的”接触面”转移到了虚拟空间：骗子可能在千里之外的出租屋里操作电脑，通过社交平台、钓鱼网站、虚假APP等工具实施诈骗。这种”非接触性”带来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技术依赖性强。骗子常利用钓鱼软件、伪基站、AI换脸等技术伪造信息，比如用AI合成熟人声音拨打视频电话，受害者即使”看到”对方面容、“听到”对方声音，仍可能被骗。

其二，受害群体广泛。一条虚假信息可通过网络瞬间传播至全国甚至全球，2021年某地警方破获的”虚假投资平台”案中，受害者覆盖32个省份，人数超过2000人。

其三，资金流向复杂。传统诈骗多使用现金交易，而网络诈骗资金常通过多层虚拟账户、境外洗钱平台、虚拟货币等方式转移，给追赃和取证带来极大困难。

（二）关联罪名的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诈骗可能涉及多个罪名的竞合。例如，若骗子为实施诈骗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如购买手机号、快递信息），可能同时触犯《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若诈骗过程中使用”伪基站”设备干扰无线电通讯，可能触犯第288条的”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若有技术人员专门为诈骗团伙开发钓鱼网站，可能构成第287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但无论手段如何叠加，只要核心行为是”骗取财物”，最终仍以诈骗罪定罪量刑，其他行为作为从重情节或数罪并罚处理。

二、刑事责任认定的四大构成要件：从”骗”到”罪”的法律门槛

认定网络诈骗构成犯罪，必须满足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一）犯罪客体：双重法益的侵害

网络诈骗首先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这是与传统诈骗罪一致的直接客体。但因其发生在网络空间，还可能间接侵害网络安全管理秩序。例如，骗子通过植入木马病毒的方式盗取受害者账户信息，不仅拿走了钱，还破坏了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再如，利用虚假网站实施诈骗，可能占用网络资源、干扰正常网络服务，影响其他用户的使用体验。司法实践中，虽然主要以财产损失作为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但对网络秩序的破坏会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二）客观方面：“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链

客观方面是认定网络诈骗最直观的要件，具体表现为”通过网络手段实施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完整行为链。

以常见的”冒充客服退款诈骗”为例：骗子首先非法获取受害者的网购信息（如订单号、收货地址），然后通过短信或电话联系受害者，声称”商品质量问题需退款”（虚构事实）；接着诱导受害者点击所谓”退款链接”（隐瞒链接是钓鱼网站的真相）；受害者输入银行卡信息后，骗子通过技术手段盗取资金（取得财产）；最终受害者账户余额减少（财产损失）。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可能影响定罪——若骗子只是发送了虚假信息但未骗到钱，可能构成诈骗未遂；若受害者未因虚假信息处分财产（比如识破骗局），则不构成既遂。

（三）犯罪主体：一般主体与特殊情形

网络诈骗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需要注意两种特殊情形：

一是单位犯罪。实践中，很多网络诈骗是团伙作案，甚至以”科技公司”“咨询公司”为掩护。根据《刑法》第30条，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诈骗罪的条文（第266条）未明确规定单位犯罪，因此司法实践中对单位实施的诈骗行为，通常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二是未成年人参与。若参与者未满16周岁，即使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