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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循吏传》与范晔地方治理思想探析

一、《后汉书?循吏传》的编撰定位与核心内容

范晔在《后汉书》中特设《循吏传》，将“循吏”定义为“奉法循理、利民兴政”的地方官吏，其收录的21位官员（如卫飒、任延、王景、秦彭等），跨越东汉近二百年历史，覆盖郡县治理的多元场景，形成了一套以“民生为本、德法兼治”为核心的治理范式。

从传主事迹来看，其治理实践可归纳为三大核心维度：

民生基建：破解生存困境

王景任庐江太守时，修复芍陂水利工程，“垦田倍多，境内丰给”；卫飒任桂阳太守，凿山通道五百余里，解决岭南与中原的交通阻隔，同时“设婚姻之礼，禁淫祀之俗”，既改善生产条件，又重构地方社会秩序。此类实践凸显“以工兴农、以基建促民生”的治理逻辑，将自然环境改造与民生福祉直接关联。

教化先行：重塑地方伦理

任延任九真太守时，当地“不知牛耕，民食鱼蛤”，他不仅引入农耕技术，更“令男子年二十至五十，女子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从生产方式到家庭伦理全方位重塑边地社会；秦彭任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以制度化方式推动农业发展，同时“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将教化融入日常行政，实现“政行令通，吏民敬畏”。范晔对这类“教民以技、化民以礼”的实践高度认可，认为是“移风易俗、固本培元”的关键。

轻刑薄赋：降低治理成本

童恢任不其县令时，“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刘宠任会稽太守，“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离任时仅受百姓“一钱”送别（“一钱太守”典故由来）。这些案例体现“去苛政、减赋役”的治理原则，通过简化行政流程、减轻民众负担，实现“官民相安、治理效能提升”，与东汉初期“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二、范晔地方治理思想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取向

范晔在《后汉书?循吏传论》中明确提出“吏能者，治之本也；教化者，治之魂也”，结合传主事迹与评论，其地方治理思想可拆解为四大核心维度，展现出对“理想地方治理”的系统思考：

1.“吏德优先”：以官员品行锚定治理根基

范晔将“吏德”视为治理的首要前提，认为循吏的核心特质是“廉、仁、勤”——廉则不贪，仁则爱民，勤则务实。如传中强调卫飒“性廉正，不好交接权贵”，任延“为政清静，视事四年，征诣洛阳，九真吏人生为立祠”，均以“廉洁奉公、民心所向”作为评判官员的核心标准。这种“以德选官、以德治政”的思想，本质是对东汉中后期“吏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的批判，试图通过重塑官员道德标杆，构建“官为民本、政为民谋”的治理秩序。

2.“德法兼治”：礼法融合的治理路径

范晔并不主张单一的“德治”或“法治”，而是强调二者的互补融合。一方面，他肯定法治的基础性作用，如王景治理庐江时，“驱率使作，为立制度，皆著于籍”，通过明确的制度规范保障水利工程的长期运行；另一方面，更重视道德教化对法治的补充——任延在九真“令属县缮修学校，广开学官，召郡吏子弟以为生徒，亲为讲授，郡中化之”，以教育培育民众的规则意识，实现“法行于下而德化于心”。这种“以法立规、以德润心”的思路，既避免了“严刑峻法”的暴政风险，又克服了“纯任德教”的治理乏力，形成了更具弹性的治理框架。

3.“因地制宜”：适配地方差异的治理智慧

范晔高度认可循吏“因俗而治、因时施策”的实践逻辑，反对“一刀切”的治理模式。如岭南地区（桂阳、九真）因“蛮夷杂处、习俗落后”，卫飒、任延均以“技术引入+伦理重塑”为核心，先解决生存问题，再推动文化融合；而中原地区（山阳、会稽）因“农耕基础好但苛政重”，秦彭、刘宠则以“制度优化+减负利民”为重点，提升治理效率。这种“差异化治理”思想，体现了范晔对“地方复杂性”的深刻认知，强调治理需“接地气、顺民心”，而非固守统一范式。

4.“民生为本”：以民众福祉为治理终极目标

贯穿《循吏传》的核心主线，是范晔对“民生优先”的价值坚守。无论是修复水利、推广农耕，还是轻刑薄赋、兴办学校，所有治理举措的最终指向都是“民众生活改善”——王景治理庐江后，“百姓赖其利，刻石颂其德”；刘宠离任会稽时，“山阴县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民众的反馈成为范晔评判“治理成效”的核心标准。这种“以民为中心”的思想，既继承了儒家“民为邦本”的传统，又融入了范晔对东汉社会矛盾的反思（如土地兼并、赋役繁重导致民不聊生），试图通过循吏的“标杆效应”，推动地方治理回归“利民兴邦”的本质。

三、范晔地方治理思想的历史语境与当代价值

范晔编撰《循吏传》的背景，是南朝宋时期“士族专权、吏治败坏”的社会现实，他通过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