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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委托合同

一、合同主体的界定与资格审查

律所委托合同的订立首先需要明确合同主体的法律地位。委托方通常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而受托方必须是依法设立并取得执业许可证的律师事务所，而非律师个人。实践中，部分当事人直接与律师个人签订委托协议，这种行为存在法律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业务必须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禁止私自接受委托或收取费用。因此，合同首部应明确载明双方全称：委托方需填写法定代表人（如为法人）或身份证信息（如为自然人），受托方则需注明律所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执业许可证编号，并加盖律所公章。

主体资格审查是合同有效性的前提。对委托方而言，若为企业需核实其营业执照及存续状态，避免与“空壳公司”或已注销主体签约；若为个人需确认其民事行为能力，尤其在婚姻家庭、继承等案件中，需审查当事人与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证明。对受托方而言，当事人可通过当地司法局官网查询律所执业状态，重点关注是否存在行政处罚记录或被列入失信名单的情况。此外，涉外委托需特别注意，例如境外主体委托中国律所代理诉讼时，需提供经公证认证的授权文件，港澳台地区主体则需符合相关司法协助规定。

二、委托事项的范围与边界

委托事项条款需采用“概括+具体”的双重描述方式，既要明确服务领域（如“民事诉讼代理”“刑事辩护”“非诉讼专项法律服务”等），又要细化具体任务。以民事诉讼为例，应写明“代理甲方与乙方因XX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避免使用“全权委托”等模糊表述。实践中，部分合同仅约定“提供法律服务”而未明确阶段，可能导致后续服务范围争议——例如一审胜诉后，律所是否有义务继续代理二审？此类争议可通过“阶段式委托”条款解决，即分别约定各程序阶段的服务内容及单独收费，或明确“包含所有诉讼程序直至案件终结”。

非诉讼业务的委托事项更需精准界定。例如公司并购项目中，合同应列明“开展法律尽职调查、起草并购协议、参与谈判、出具法律意见书”等具体服务项，并附详细工作清单作为合同附件。值得注意的是，委托事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如“协助逃避债务”“伪造证据”等违法委托内容，即使双方达成一致也属无效条款，律所还可能因此承担行政处罚责任。此外，知识产权代理、行政复议、劳动仲裁等特殊领域服务，需确保受托律所具备相应专业资质，例如专利代理需由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的律师承办。

三、权利义务的对称性配置

委托方的核心权利是获得合格的法律服务，对应义务主要包括：（1）及时提供真实信息：当事人需向律所全面披露案件事实，不得隐瞒关键证据或虚假陈述。若因委托方隐瞒导致律师作出错误判断，律所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2）按时支付费用：除合同约定的律师费外，还需承担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实际支出，如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差旅费等，此类费用通常不包含在律师费中，需单独列明支付方式；（3）配合调查取证：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需协助律师调取病历、事故认定书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可能构成违约。

受托方的权利主要体现为收费权和抗辩权，义务则包括：（1）勤勉尽责义务：律师需以专业技能和合理注意程度处理委托事务，例如在诉讼案件中，需按时提交证据、出庭应诉，因疏忽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的，律所应承担赔偿责任；（2）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要求披露或经委托方同意外，律所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案件信息、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即使合同终止后，保密义务仍持续有效，此为《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强制性要求；（3）告知义务：定期向委托方报告案件进展，重要决策（如和解方案、上诉风险等）需事先征得委托方同意。某离婚案件中，律师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与对方达成财产分割协议，被法院认定为超越代理权，律所因此被判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案例凸显了告知义务的重要性。

四、费用结构与支付方式

律师费条款是合同核心争议点之一，需明确计费方式、金额及支付节点。常见计费模式包括：（1）固定收费：适用于简单案件或非诉讼业务，如“本案一审阶段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需约定“不含差旅费、诉讼费等第三方费用”；（2）风险代理收费：主要适用于债权追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等案件，通常约定“基础律师费+胜诉提成”，提成比例一般不超过标的额的30%（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且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禁止采用风险代理；（3）计时收费：适用于复杂非诉讼项目，按律师工作小时收费（如“资深律师800元/小时，助理律师300元/小时”），需约定工作时间记录方式及确认程序，避免事后计费争议。

支付方式应与服务阶段挂钩，形成“进度付款”机制。例如诉讼案件可约定：“合同签订后3日内支付50%律师费，一审开庭前支付30%，案件审结后支付剩余20%”；非诉讼项目则可按“启动款+阶段款+尾款”支付，如并购项目中“尽职调查完成后支付40%，协议签署后支付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