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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立案金额标准

一、引言：当”合同”变”陷阱”，金额为何是关键？

在菜市场买把青菜要签合同吗？当然不用。但在二手房交易、工程承包、加盟合作这些涉及较大利益的场景里，合同是绕不开的”安全绳”。可现实中，总有人把合同当成”诈骗道具”——虚构供货能力签百万订单、伪造资质骗千万工程保证金、用”空壳公司”套取预付款后失联……这些年，我接触过太多被合同诈骗伤害的案例：有小工厂主抵押厂房签了采购合同，结果对方卷款消失；有退休老人凑了毕生积蓄加盟”网红奶茶”，结果所谓的品牌方根本不存在。

这些受害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被骗了XX万，能立案吗？”这就绕不开今天的主题——合同诈骗罪的立案金额标准。它像一把”标尺”，既划定了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的界限，也决定了受害者能否通过刑事手段讨回公道。要弄明白这个标准，我们得先从合同诈骗罪的”底色”说起。

二、合同诈骗罪的基础认知：是什么？为什么？

（一）法律条文的”画像”：刑法第224条的核心要素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定义清晰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这句话里藏着四个关键”拼图”：

主观故意：骗子必须”心里有数”——从一开始就没想履行合同，就是想骗钱。如果是签合同时有履行能力，后来因经营失败还不上钱，那可能是民事违约，不是刑事诈骗。

行为场景：所有操作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比如在谈合同阶段伪造资质，或者拿到货款后故意不发货，都属于这个范围。但如果是单纯打借条借钱不还，没签合同，那可能构成普通诈骗罪，不是合同诈骗罪。

行为手段：刑法列了五种典型”套路”——虚构单位/身份、伪造/变造票据、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却诱骗签合同、收受财物后逃匿、其他欺骗手段。现实中骗子的手法更”花样百出”，比如用旧设备冒充新设备、用虚假流水证明还款能力等。

客体双重性：既伤害了对方的财产权（比如被骗的100万货款），又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比如让其他商家不敢轻易签合同）。这也是为什么合同诈骗比普通诈骗”性质更重”的原因之一。

（二）为什么金额是立案”门槛”？

举个真实案例：王女士在小区群里看到”手工串珠”加盟广告，交了5000元保证金后，对方以”产品不合格”为由不退钱。李老板和某公司签了200万的钢材采购合同，打款后对方账户注销，人也失联。这两起都是合同纠纷，但前者可能按民事欺诈处理，后者则可能刑事立案——关键就在于金额。

法律设置立案金额标准，本质是平衡”刑罚的严厉性”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毕竟，刑事手段会限制人身自由，不能随便用。只有达到一定金额，才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足够大，需要用刑法来规制。

三、立案金额标准的”法律地图”：从司法解释到地方细则

（一）国家层面的”基准线”：《立案追诉标准（二）》的核心规定

2022年最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69条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

“二万元”是”数额较大”的起点：达到这个数，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但要注意，这是全国性的”最低标准”，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会提高标准（后面会详细说）。

“应予立案追诉”的强制力：意味着只要符合条件，公安机关不能以”金额不够”为由不立案。如果遇到不立案的情况，受害者可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历史沿革的对比：2010年的旧版标准是”数额在二万元以上”，2022年修订时这个标准没改。为什么？因为虽然经济在发展，但合同诈骗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因为金额”贬值”而降低，反而随着交易金额增大，二万元更像是”底线中的底线”。

（二）地方差异：“基准线”上的”浮动空间”

法律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在”二万元”的基础上，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检、公安部备案。比如：

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可能将”数额较大”定为5万元，“数额巨大”定为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定为500万元；

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西部某些省份）可能维持2万元作为”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巨大”定为2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定为100万元。

这种差异的背后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同样是骗5万元，在月收入3000元的地区和月收入1万元的地区，对受害者的影响完全不同。就像一位基层经侦民警说的：“在我们县，5万块够一个家庭盖半栋房子，被骗5万可能让一家人好几年翻不了身；但在大城市，5万可能只是一辆普通轿车的首付，社会危害性确实轻一些。”

（三）金额认定的”技术细节”：这些情况怎么算？

累计计算：如果骗子多次实施合同诈骗，每次金额都不够立案标准，但加起来超过2万元（或地方标准），就要累计计算。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