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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与罗马的贸易往来与外交关系

在公元前后的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崛起了两个横跨洲际的文明中心——东方的汉唐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这两大帝国虽未直接接壤，却通过漫长的商路与零星的使节往来，在丝绸、香料、宝石的流转中，在驼铃与帆影的交错里，编织出一张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网络。这种交流不仅是货物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互鉴、认知的拓展，如同两颗遥远的星辰，虽未相撞，却以各自的光芒照亮了对方的文明夜空。

一、文明初遇：汉唐与罗马的地理认知基础

要理解两大帝国的贸易与外交，首先需回到它们对彼此的最初认知。这种认知的起点，是模糊的传说与零星的信息碎片，却为后续交流埋下了种子。

1.1汉代对罗马的“想象性认知”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前，中原对西方的了解仅限于“禺氏之玉”的传说（《管子》中对月氏美玉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后，《史记·大宛列传》首次记录了“黎轩”——这个被学者普遍认为指向罗马东部行省的名称。当时的汉朝人听说，黎轩“有城郭，列置邮亭”，“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甚至提到其“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这些描述混合了道听途说与夸张想象：所谓“善眩人”是罗马的杂技艺人，“大鸟卵”可能是鸵鸟蛋，而“海中交市”则暗示了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班超经营西域时，其部将甘英试图出使大秦（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谓），行至波斯湾受阻。波斯商人以“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的说法劝阻（《后汉书·西域传》）。这段未竟的旅程虽未抵达罗马，却让汉朝对大秦的认知更具体：“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宫室皆以水精为柱”“以金银为钱”。这些信息通过商队口耳相传，逐渐勾勒出一个“多奇物”的西方大国形象。

1.2罗马对中国的“丝绸神话”

与汉朝类似，罗马对东方的认知最初也源于贸易。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中提到“赛里斯人”（Seres，希腊语“丝之国”），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则详细记载：“赛里斯人以从森林中采集羊毛的方式获取丝绸——他们将树叶浸入水中，再用梳子梳理，妇女们耗时两年完成纺织。”这种对丝绸来源的误解，恰恰反映了罗马贵族对丝绸的狂热：凯撒曾穿着丝绸长袍出现在剧场，引发全城效仿；提比略皇帝虽试图限制丝绸消费，却因“女性对丝绸的痴迷难以遏制”而作罢（塔西佗《编年史》）。

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根据商人的记录标注了“秦尼”（Sinae，可能指中国）的位置，称其“位于世界东端，有大城秦尼（Thinae）”。这些记载虽不准确，却证明罗马已将中国视为丝绸的终极来源地，这种认知驱动着商队不断东进。

二、贸易网络：从“间接试探”到“双向繁荣”

如果说汉代的贸易是通过中间商人的间接试探，那么唐代的贸易则呈现出陆海并重、商品多元的双向繁荣。这种转变，既是商路畅通的结果，更是两大帝国国力强盛的体现。

2.1汉代：丝绸之路上的“中转贸易”

汉代与罗马的贸易，主要依赖“中转商”——中亚的大夏、安息（帕提亚）商人。《汉书·西域传》载：“安息……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其西则条支（叙利亚），北有奄蔡（里海东北）、黎轩。”安息控制着波斯湾至两河流域的商路，垄断了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贸易。罗马商人若想获得丝绸，需通过安息商人转手，价格往往翻数倍：罗马市场上的丝绸曾卖到每磅12两黄金，与等重的黄金等价。

具体贸易路线分为陆路与海路：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西域诸国（楼兰、于阗、疏勒）至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再经康居（哈萨克斯坦南部）、安息至两河流域，最终抵达罗马东部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安塔基亚）；海路则从合浦（今广西北海）或日南（今越南中部）出发，沿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至印度东海岸（黄支国），再经斯里兰卡（已程不国）转运至红海，由罗马商人经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入地中海。

贸易商品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为主，罗马及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宝石（如祖母绿、蓝宝石）、香料（乳香、没药）、象牙则反向输入。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罗马金币（东罗马查士丁尼二世时期），虽属唐代文物，却印证了汉代以来罗马货币已通过贸易流入中国。

2.2唐代：陆海并举的“直接互动”

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西至咸海，设安西四镇保障商路安全；同时海上贸易兴起，广州成为“通海夷道”的起点。此时，罗马已分裂为西罗马（灭亡于476年）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唐代称“拂菻”），双方的贸易从“中转”转向“直接”。

陆路方面，《新唐书·西域传》记载：“拂菻，古大秦也……多金、银、夜光璧、明月珠……土多金、银、奇宝……织锦、绫、绢。”唐代商人可经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至里海以南，再入拜占庭境内。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联珠纹锦，图案融合了罗马的葡萄纹与波斯的联珠纹，正是贸易文化交融的见证。

海路方面，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