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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签订虚假劳动合同

毕业季的校园里，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劳动合同，曾是无数毕业生心中安稳未来的象征。然而近年来，随着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和高校就业率考核压力的双重作用，一种特殊的“就业泡沫”正在悄然滋生——虚假劳动合同。这些由学校催促、企业配合、学生无奈签订的“纸面就业”协议，不仅扭曲了就业市场的真实图景，更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推向了法律风险与职业发展的双重困境。2025年教育部就业监测数据显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存疑数据同比增长45.29%，其中大量涉及“人岗不符”“协议倒签”等虚假签约情形，折射出这一现象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社会难题。

虚假劳动合同的滋生，本质上是多方利益博弈下的畸形产物。在高校层面，就业率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直接影响招生计划、经费拨款和社会声誉。部分高校为追求数据好看，通过“就业率与辅导员绩效考核挂钩”“未签约学生暂缓答辩”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迫使毕业生在毕业季陷入“不签约就毕不了业”的恐慌。某高校就业工作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学院地毯式排查就业数据”，这种看似严谨的表述背后，实则暗藏着对数据美化的隐性要求。而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往往将配合签订虚假合同视为“校企合作”的交换条件，既能帮助合作高校提升就业率，又能为未来招聘储备潜在劳动力，甚至借此规避实习生用工成本。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劳务派遣公司从中嗅到商机，以“帮助落户”“档案托管”为诱饵，与毕业生签订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合同，待学校完成数据统计后立即解除劳动关系，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

对于毕业生而言，签订虚假劳动合同往往源于三重心理困境。一是“面子焦虑”，在同学纷纷晒出签约喜讯的社交压力下，部分学生担心“未就业”标签被视为能力不足；二是“政策误读”，误以为劳动合同是档案托管、户口迁移的必要条件，却不知户档管理与就业状态本无直接关联；三是“被动裹挟”，面对辅导员“先签后辞不影响应届生身份”的口头承诺，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难以辨别其中风险。这种三方合谋的“就业表演”，最终在教育部“四不准”政策的高压监管下，演变为更隐蔽的操作——从直接伪造合同，转向利用“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模糊统计口径，或要求学生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替代正式劳动合同，使虚假就业披上合规外衣。

从法律视角审视，虚假劳动合同自始不具备法律效力，却可能给毕业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权益损害。根据2025年修订的《劳动合同法》，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虽有权获得报酬，但无法享受社保、公积金等法定福利。河南某高校毕业生案例显示，其为应付学校签订的虚假劳动合同被企业用于虚报用工成本，导致个人所得税记录出现异常，不仅影响后续求职背调，还需通过劳动仲裁才能撤销错误纳税信息。更严重的是，部分企业利用学生缺乏法律意识，在合同中植入“自愿放弃社保”“违约金条款”等无效但具有迷惑性的内容，一旦发生纠纷，毕业生往往因举证困难陷入维权困境。新疆某电子合同纠纷中，法院明确认定未经政府平台备案的扫描签名合同无效，企业需支付双倍工资差额，但多数学生根本不知晓电子签约还需进行官方备案，导致维权时手持“无效合同”却无法主张权益。

虚假劳动合同对社会就业生态的破坏具有系统性风险。在宏观层面，失真的就业数据误导着教育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制定。当高校根据虚假就业率扩大某些“热门专业”招生时，实际就业市场却可能早已饱和，造成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2025年《劳动合同法》修订特别强化了对“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规制，正是针对大量毕业生被虚假合同掩盖的灵活就业状态，这部分群体既无法享受正式员工权益，又被统计为“已就业”，成为政策盲区中的隐形弱势群体。在微观层面，这种“纸面就业”剥夺了毕业生宝贵的职业适应期。某调研显示，签订虚假合同的学生中，63%在毕业后半年内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既未真正参与工作，也错过了应届生求职的黄金期，陷入“越造假越难就业”的恶性循环。

破解虚假劳动合同困局需要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教育主管部门已明确划定政策红线：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约，不准将毕业证发放与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签订虚假协议，不准将实习证明作为就业材料。2025年多所高校公布就业举报电话，建立“存疑数据一票否决”机制，显示出治理决心。但更关键的是要重构高校评价体系，将就业质量、职业发展潜力等长效指标纳入考核，而非单纯比拼签约率。对于用人单位，应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其提供真实见习岗位，同时加大对“配合造假企业”的信用惩戒力度。毕业生则需要增强法律意识，保存好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等劳动关系证明，警惕“先签后辞”的口头承诺——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合同解除后仍可能因社保断缴影响购房资格、落户积分等切身利益。

在数字化监管日益完善的今天，技术手段正在成为遏制虚假就业的有力武器。2025年启用的全国就业监测平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