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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墨家非攻思想内涵

引言

站在河南鲁山的墨子故里，望着远处层叠的山峦，仿佛能看见两千多年前那个穿粗布短褐、脚蹬麻鞋的身影——他正背着一捆书简，踩着晨露匆匆赶路，只为阻止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这便是墨子，先秦诸子中最具实践精神的思想家。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兵戈不息，小到”杀人越货”的窃夺，大到”伏尸百万”的攻伐，百姓流离失所、田园化为焦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使命，提出了震古烁今的”非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主张之一，更是中国古代和平主义的理论高峰，至今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一、非攻思想的核心要义：从”攻”与”诛”的辨析说起

要理解墨家的”非攻”，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区分——“攻”与”诛”。墨子并非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即”攻”），支持”正义”的讨伐战争（即”诛”）。这种辩证的战争观，在《墨子·非攻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言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1.1“攻”：损人利己的侵略战争

墨子在《非攻上》中用层层递进的类比，揭露了”攻”的不义本质。他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从小偷小摸的”亏人自利”说起，他逐步升级场景：“攘人犬豕鸡豚”比窃桃李更不义，“取人牛马”又更甚，“杀不辜人”则是”亏人愈多”的大不义。可到了”攻国”这种”大为不义”时，天下君子却”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这简直是”不知白黑之辩”“不知甘苦之辩”的荒谬。

这种论证逻辑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战争还原为最基本的道德判断——任何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掠夺行为，无论规模多大，本质都是”亏人自利”。就像我们今天看校园霸凌，十几个孩子围殴一个弱小同学，绝不会因为人数多、动静大，就变成”正义之举”。战国时期的攻伐战争，本质上就是诸侯们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驱使百姓互相残杀的”巨型霸凌”。

1.2“诛”：替天行道的正义战争

与”攻”相对的”诛”，是墨子认可的战争。所谓”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师出有名，为讨伐无道暴君；二是顺应天意民心。以商汤伐桀为例，《墨子·非攻下》记载：“逮至乎夏王桀，天有诰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这里的”天有诰命”并非迷信，而是墨子对”民心即天意”的朴素表达——当夏桀”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时，汤伐桀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正义之举。

这种区分体现了墨子清醒的政治智慧。他知道完全否定战争不现实，便通过严格界定战争性质，将批判锋芒直指侵略战争，同时为反抗暴政保留合理空间。就像今天国际社会区分”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墨家的”攻”与”诛”之辨，堪称古代版的”战争正义性理论”。

二、非攻思想的理论根基：兼爱为本，天志为绳，节用为据

非攻思想并非空中楼阁，它深深扎根于墨家的整体思想体系中。如果说”非攻”是墨家开出的”治世药方”，那么”兼爱”“天志”“节用”就是支撑这副药方的”药材”，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非攻思想的理论大厦。

2.1兼爱：非攻的伦理基石

墨子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不相爱”。《兼爱中》说：“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就像一个班级里，如果大家只爱自己小团体，看其他同学不顺眼，迟早要闹矛盾；国家之间也是如此，诸侯只爱自己的国家，就会去掠夺别人的国家。

“兼爱”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这种”无差等”的爱，打破了血缘、地域的界限，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博爱。试想，如果楚国国君看待宋国像看待自己的国家一样，还会发动灭宋之战吗？如果秦国士兵看待赵国百姓像看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还会在长平坑杀四十万降卒吗？墨子的”兼爱”不是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而是从根本上消解战争动机的伦理方案。

2.2天志：非攻的宗教约束

在缺乏现代国际法的先秦，如何约束诸侯的攻伐行为？墨子搬出了”天志”作为终极裁判。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天志上》）“天”就像木匠的圆规、墨线，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

天有什么意志？“天欲义而恶不义”“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法仪》）。也就是说，“非攻”是符合天意的，“攻国”则违背天意。墨子还警告那些好战的诸侯：“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天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