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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新兴木刻教学有感

备好浙人美版七年级美术上册“鲁迅与新兴木刻”这一课时，我总担心“鲁迅”与“木刻”的组合会让十几岁的孩子觉得沉重。毕竟在他们的印象里，这位文学家常与严肃的文字绑定，而木刻又带着浓厚的时代痕迹。直到真正站在课堂上，才发现那些预设的距离感，在真实的作品与互动中渐渐消融。

开课那天，我没有先讲理论，而是把赵延年先生的《鲁迅像》投影在屏幕上，黑沉沉的背景里，唯有鲁迅的头颅昂然挺立，十字围巾撑出不屈的轮廓。“你们先看看这画里的颜色，再摸摸自己的课本封面。”我把提前准备的木刻拓印小样分下去，有学生立刻小声说：“只有黑白两色，比漫画单调多了。”这话正好撞在我的教学设计上，我顺势追问：“可为什么明明只有黑白，你们却觉得画里的人很有力量？”课堂瞬间安静下来，有学生指着画面里的线条：“这些横线像压下来的东西，但他的头发是竖起来的，在反抗。”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暖，美育里的审美感知，从来都不是靠灌输得来的。

讲到鲁迅对新兴木刻的引领时，我特意避开了枯燥的年代罗列，转而说起他童年喜欢的“老鼠娶亲”剪纸，还有为了让大众看懂艺术，特意请来日本教师开办讲习班的故事。“就像你们现在觉得木刻难理解，当年的鲁迅也在想办法搭起桥梁。”我拿出准备好的简易木板和刻刀，“今天咱们也当回‘五四青年’，试试用刀代替笔说话。”按照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我没让学生临摹经典，而是让他们刻下“自己眼中的力量”——有人刻了紧握的拳头，有人刻了向上生长的嫩芽，还有个内向的女生刻了半开的窗，她说：“这是光要进来的样子。”

课堂后半段的小插曲让我至今难忘。一个男生突然举手：“老师，鲁迅说木刻是‘大众的艺术’，可我们现在刻的这些，除了自己谁也看不懂。”这个问题问得尖锐，却恰恰触及了文化理解的核心。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开课前准备的“图文册”——里面是赵延年为鲁迅作品配的插图，每幅图旁都抄录着对应的原文片段，就像当年编辑《赵延年木刻鲁迅作品图鉴》时做的那样。“你看，这些木刻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它们和时代的声音连在一起。”我指着《鲁迅像》里被反复修改的额头，“赵先生从刻出灰色到铲去灰色，改的是技法，不变的是想表达的敬意。你们现在刻的，就是属于你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男生点点头，下课后悄悄把自己的“拳头”拓印稿贴在了教室后墙的“心声栏”里。

下课铃响时，学生们的刻刀还在木板上发出轻微的“嚓嚓”声，那声音和资料里描述赵延年创作时的声响重叠在一起。我忽然明白，这节课最成功的不是教会了多少技法，而是让学生们懂得：艺术从不是高高在上的摆设，鲁迅当年倡导的刚健、分明的美，如今依然能在年轻的心里生根发芽。就像那些带着稚嫩刻痕的木板，或许不够精致，却藏着最鲜活的生命力——这大概就是“以美育人”最本真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