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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一、引言：当犯罪与损害交织，如何为被害人架起救济之桥？

走在法院的走廊里，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位母亲攥着儿子被打伤的病历，眼眶红肿地问法官：“对方把我儿子打成重伤，花了十几万医药费，我能不能在告他故意伤害的同时，直接要他赔这些钱？”也有老人捧着被诈骗的养老钱凭证，颤抖着说：“警察说钱追不回来了，我还能去法院再要吗？”这些朴素的疑问，指向的正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如何高效、全面地填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通俗来说就是”打刑事官司时捎带打民事赔偿”。它像一把”双刃剑”，既让被害人不用再单独跑民事立案，避免”同一事实两次审理”的折腾；又能借助刑事诉讼中已查明的犯罪事实，减少民事部分的举证难度。但这把”剑”该挥向哪些损害？哪些损失能”搭便车”进附带诉讼？哪些又必须另寻他路？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

二、追本溯源：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立法逻辑与核心边界

要弄清楚”能赔什么”，首先得明白立法者设置这一制度的初衷。《刑事诉讼法》第101条明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短短一句话，划定了两个关键边界：其一，损害必须”因犯罪行为而起”；其二，仅限于”物质损失”。这两个边界，就像附带民事诉讼的”准入门槛”，缺一不可。

（一）因果关系：损害必须与犯罪行为直接关联

举个真实案例：王某因琐事持刀捅伤李某，李某在送医途中，其停在案发地的电动车被路人顺手牵羊。这里的医疗费、误工费属于”因王某的伤害行为直接导致的损失”，可以提附带民事诉讼；但电动车被盗是第三人的新行为导致，与王某的伤害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就不能算进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再比如，张某诈骗了陈某50万元用于赌博，陈某因被骗导致资金链断裂，经营的店铺被迫关门。这里的50万元本金是诈骗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但店铺关门的经营损失，虽然间接与诈骗有关，却属于”多因一果”（还涉及陈某自身经营风险），通常不被认定为直接因果关系下的损失。

（二）物质损失：看得见、算得清的”真金白银”

法律中的”物质损失”，指的是能用货币衡量的财产减损或支出增加。比如被砸坏的手机（财产毁损）、支付的医疗费（额外支出）、因受伤无法工作少赚的工资（收入减少）。这些损失有票据、合同、工资单等证据支撑，法官能”算明白账”。

与之相对的是”精神损失”，比如因被侮辱诽谤导致的抑郁、因亲人被杀产生的痛苦。虽然这些伤害真实存在，但由于精神损害的主观性强、量化困难，且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的刑罚本身就有”抚慰”功能，目前我国法律明确将精神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92条）。

三、可纳入范围的”正面清单”：哪些损失能”搭便车”？

明白了核心边界，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实务中常见的可赔偿类型。这些类型覆盖了多数刑事案件的损害场景，理解它们能帮被害人更精准地主张权利。

（一）人身损害引发的直接物质损失

这是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抢劫等暴力犯罪中最常见的赔偿项，具体包括：

医疗费：包括挂号费、检查费、治疗费、药费、住院费等。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是”因犯罪行为导致的必要治疗”，比如被打伤后治疗原有的糖尿病，就不属于赔偿范围；但如果是因受伤长期卧床引发的肺炎，就属于必要治疗。

误工费：被害人因受伤无法工作导致的收入损失。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外卖员被撞成骨折，法院按他前三个月的接单流水平均计算误工费，既合理又有依据。

护理费：被害人因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护理的费用。如果是家人护理，参照误工费标准；如果请护工，按实际支出的护理费票据计算。比如一位老人被撞成瘫痪，子女辞职在家照顾，法院支持了子女的误工费作为护理费。

交通费、住宿费：被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需要注意票据要与就医时间、地点对应，比如从老家到省城复诊的高铁票可以赔，但旅游时顺便复查的机票可能不被支持。

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通常每天50-100元不等。

残疾赔偿金与残疾辅助器具费：如果被害人因伤致残，残疾赔偿金根据伤残等级，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辅助器具费（如轮椅、假肢）按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丧葬费与死亡赔偿金：被害人死亡的，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亡赔偿金曾长期被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外，但近年来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和司法理念的进步，部分地区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