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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中对工具理性伦理的超越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现代技术社会深受工具理性霸权的形塑，其伦理后果表现为人的异化、自然的破坏与社会控制的深化。学界对这一困境的回应长期在技术工具论的盲目乐观与技术决定论的悲观宿命之间摆荡。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地阐释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如何为超越工具理性的伦理局限提供了关键的哲学路径。本研究采用批判性理论分析与概念重构的方法，深入剖析芬伯格的核心理论武器。研究发现，芬伯格通过揭示技术的两义性与形式偏见，解构了工具理性的中立神话，指出其伦理缺陷内在于技术的技术代码之中，是社会霸权而非技术必然性的产物。据此，芬伯格的理论核心在于超越而非废除工具理性。他所提出的民主理性化路径，主张通过技术政治的斗争，将生态、民主、人性等多元价值注入技术设计。这一过程在哲学上被概括为二次工具化，即一种将经一次工具化抽象与去语境化的技术要素，重新嵌入到社会生活世界与自然语境中的伦理—综合实践。本研究认为，芬伯格的理论成功地将伦理问题从技术使用的外部领域，转移到技术设计的内部核心，为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民主性和人道主义的技术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工具理性；民主理性化；技术政治；二次工具化

二、引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技术深度渗透和重构的时代。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到全球数字网络，技术在赋予人类前所未有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深重的伦理困境：个体在算法的包围中日益单向度化，劳动者在自动化浪潮中面临去技能化的威胁，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更是对人类的持续生存构成了根本挑战。这些困境的共同哲学根源，普遍被指向自启蒙运动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这种理性将效率、可计算性、可控制性和利润最大化奉为圭臬，将自然、社会乃至人自身都贬低为可供支配和利用的资源或手段。在这种伦理的主导下，技术的发展似乎演变为一种冰冷的、非人化的、不可阻挡的宿命。

面对这一技术铁笼，传统的哲学回应往往陷入两难。一方面，主流的技术工具论秉持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它坚持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价值无涉的工具，伦理问题仅仅出在使用者的意图上。这种观点忽视了技术设计本身所内嵌的价值偏见与权力关系，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对技术进行伦理反思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技术决定论或技术实体论，特别是以海德格尔和埃吕尔为代表的思潮，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他们将现代技术（或座架）视为一种自主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力量，人类已完全被其逻辑所俘获。这种深刻的悲观主义虽然揭示了工具理性的专断，却最终导向一种宿命论，使任何变革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

在这一理论的十字路口，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提供了一条极具开创性的第三条道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继承者，芬伯格深刻地把握了工具理性的统治性，但他拒绝了其前辈（特别是马尔库塞晚期）的悲观主义；同时，他吸收了技术社会建构论（SCOT）的洞见，即技术是社会塑造的产物，但他又批判后者缺乏政治维度的天真。芬伯格的核心贡献在于，他雄辩地论证了技术既非中立的工具，亦非自主的命运，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斗争的文化—政治场域。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安德鲁·芬伯格的理论究竟是如何在哲学上解构工具理性的霸权，并为其所主导的伦理困境提供超越之道的？他如何将伦理问题从技术之外的讨论，成功地置入技术之内的设计核心？这种超越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其哲学基础又为何？

本研究的目标，正是通过对其理论的系统性阐释，来完整地重构芬伯格的批判与建构逻辑。本文将首先深入分析芬伯格对技术两义性和技术代码的诊断，以揭示工具理性如何作为一种形式偏见被铭刻在技术之中；进而，本文将重点论述其民主理性化的变革路径，即通过技术政治的斗争，将多元价值注入技术设计；最后，本文将阐明，这种超越在哲学上的最高表达——二次工具化，是如何在保留技术功能性的同时，将伦理、语境与意义重新综合进技术本身，从而实现对单一工具理性伦理的根本超越。本文的结构将遵循标准的学术规范，依次展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核心论证与结论展望。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根基，在于对工具理性批判、传统技术哲学流派以及安德鲁·芬伯格本人思想脉络的交叉梳理。

首先，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现代西方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斯·韦伯最早系统地论述了现代性即是目的理性（即工具理性）不断扩张，导致世界被祛魅并最终将人困于理性铁笼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更是将工具理性视为启蒙的异化产物，认为启蒙对自然的支配最终转化为对人本身的支配。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更精致的极权主义统治工具，它预设并强化了虚假意识，使得批判与超越变得极端困难。芬伯格的理论正是发端于这一批判传统，他继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