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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贡赋体系与经济支配关系

引言：从青铜铭文里的”贮”字说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大盂鼎上，“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的铭文让考古学家眼睛发亮——这些数字不仅是人口记录，更藏着周代经济支配的密码。无独有偶，河南洛阳出土的令彝铭文中，“诸侯、诸监、诸伯、诸子”的贡纳序列，像一根隐形的线，串起了从王畿到四野的经济网络。当我们拂去青铜上的铜绿，那些刻在礼器上的”贮”（储备）与”积”（蓄积）字样，分明在诉说：周代的经济秩序，是靠一套精密的贡赋体系支撑起来的。

一、贡赋体系的制度框架：从概念到实践的立体建构

1.1贡与赋的分野：政治象征与经济支撑的双重变奏

若要理解周代的经济支配，首先得厘清”贡”与”赋”这对核心概念。《周礼·天官·大宰》说：“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赋敛财贿。”短短十字，道尽二者差异——“贡”是诸侯献给天子的”方物之礼”，带着浓郁的政治象征；“赋”则是面向土地、人口征收的”财用之资”，承担着实际的经济功能。

就拿”九贡”来说，《周礼》里详细列了”祀贡（牺牲）、嫔贡（丝帛）、器贡（宗庙器具）、币贡（玉马皮帛）、材贡（木材）、货贡（珠贝）、服贡（祭服）、斿贡（羽毛）、物贡（各地特产）“。这些东西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各有深意：祀贡用于天子祭祀，直接关联”天命”正统；币贡中的玉璧，是诸侯朝觐时”执玉”的必备礼器；物贡里的江淮橘柚、荆扬羽毛，更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实物证明。鲁国大夫季文子曾说：“备物典册，官司彝器，所以昭明徳也。”（《左传·文公六年》）贡物的特殊性，恰恰强化了周王”天下共主”的权威。

而”九赋”则务实得多。《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前六项按地域划分，覆盖王畿内从中心到边缘的不同区域；后三项则针对商业（关市）、自然资源（山泽）和财政结余（币余）。这种分类背后，是周人对经济来源的清晰认知：既有”田野之征”的农业基础，又有”关市之征”的商业补充，构成了立体的财政网络。

1.2制度依据与执行主体：礼书、铭文与活态的权力链条

周代的贡赋体系并非空中楼阁，它有两套”教科书”：一套是写在简帛上的礼书，如《周礼》《礼记》《尚书·禹贡》；另一套则是刻在青铜上的铭文，如大盂鼎、令彝、颂鼎等。两者相互印证，勾勒出制度运行的真实图景。

《周礼》中”大宰掌邦之六典”，其中”财用之典”就包括贡赋的制定；“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觐、会同、宾客之戒具”，实际负责贡物的接收；“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则是贡物的”保管员”。这些职官设置，在青铜铭文中得到了印证。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记载了”王赐有司利金”，这里的”有司”就是具体执行贡赋征收的官员。更有意思的是，1981年陕西岐山出土的师寰簋，铭文写着”王若曰：师寰，淮夷旧我帛畮（贿）臣，今敢博厥众叚，反厥工吏，弗速我东国……“，说的是淮夷不按时纳贡，周王命师寰征讨。这说明贡赋的征收，不仅有制度约束，更有武力后盾。

执行主体则呈现鲜明的层级性：最顶层是周天子，通过”册命”确定诸侯的贡赋义务；中间层是诸侯，他们既是贡赋的缴纳者（对天子），又是征收者（对卿大夫）；基层是卿大夫和”里君”（乡官），直接面对庶民。这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的链条，让贡赋体系像一张大网，从王畿核心覆盖到四境边陲。

二、贡赋体系的运作机制：从标准到流程的精密设计

2.1征收对象的层级化：从”邦国”到”庶民”的义务网络

周代的贡赋征收，严格遵循”各安其分”的原则。诸侯作为”邦国”，承担的是”职贡”与”时贡”。职贡是诸侯因封地职事所献，比如管山林的要贡木材，管渔业的要贡鱼盐；时贡则是按季节或重大事件进献，如春耕献五谷新种，秋收献黍稷新粮，天子大婚献吉玉等。《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郑国子产在诸侯会盟时争贡赋轻重，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可见诸侯的爵位等级（公、侯、伯、子、男）直接决定了贡赋的多寡。

卿大夫作为”家臣”，主要向诸侯缴纳”采邑之赋”。他们的封地（采邑）是诸侯所赐，所以要将采邑收入的一部分上贡。《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在鲁国时，季康子欲以田赋，问于仲尼，孔子对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这里的”赋里以入”，就是卿大夫按采邑人口、土地收入向诸侯纳赋的写照。

最底层的庶民，则要承担”田野之征”。《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虽然”彻法”的具体形式学界有争议，但”什一而税”的原则大体可信。更关键的是庶民的双重负担：既要在”公田”上集体耕作（助耕），收获全部归领主；又要在”私田”上为自己耕作，但需缴纳布帛、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