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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石斋画报》中女学图像的女性现代性想象

摘要

晚清上海《点石斋画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画报，是建构与传播新兴城市视觉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女学的兴起被视为开民智、强国家的关键一环，成为画报呈现新闻与新知的热点题材。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点石斋画报》中的女学相关图像，探讨其不仅仅作为历史现实的图解，更是如何主动地建构了一种关于女性现代性的特定想象。长期以来，对此类图像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史料价值，而忽视了其作为视觉文本的内在叙事与意识形态功能。本研究采用视觉文化分析与图像学的方法，对画报中有关女学堂、女学生、女教师的图像进行系统性的解码。研究发现，这些图像所呈现的女性现代性，是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被规训的现代性。一方面，它通过描绘女学生在课堂、操场等新式空间中的集体化、知识化形象，肯定了女性走出闺阁、接受现代教育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整齐的队列、统一的服装、严肃的表情以及男性监护者在场的反复强调，将这种现代性严格地限制在贤妻良母、强国强种的国家主义框架内，而非导向个体的解放与权利的伸张。本文认为，《点石斋画报》中的女学图像，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它在视觉层面上协商了晚清社会对于新女性的期望与焦虑，其所塑造的既现代又安全的女性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的矛盾与妥协。

关键词：点石斋画报女学图像女性现代性视觉文化

引言

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与思想变革。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与接踵而至的瓜分危机，使得救亡图存成为整个时代最沉重、最核心的议题。在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的浪潮中，教育被维新思想家们视为改造国民、奠定国基的根本大计。在此背景下，一个长期被排斥在公共教育之外的群体——女性——被前所未有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女学的倡导，不再仅仅是零星的传教士或开明士绅的个人努力，而被提升到了强国强种的战略高度。梁启超治天下之大本，在正妇人之始的论断，鲜明地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认知：欲造就强健、文明的新国民，必先从教育未来的国民之母开始。

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转型期，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报刊业蓬勃发展，成为传播新知、塑造舆论、建构现代想象的重要公共领域。《点石斋画报》作为其中的翘楚，以其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形式，将晚清社会光怪陆离的新闻与奇观带入了新兴城市市民的视野。从朝廷政令到市井传闻，从科技新知到异域风情，画报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捕捉并参与塑造着一个急剧变动中的世界。作为新事物的典型代表，女学的兴办自然成为了画报乐于呈现的题材。从上海的经正女学、圣玛利亚女校，到各地纷纷建立的女学堂，其开学、考试、出游等场景，屡屡见诸画端。

然而，这些图像仅仅是彼时历史现实的被动反映吗？或者说，画报在记录女学的同时，是否也在主动地建构一种关于新女性的理想形象，并向其广大的读者群体传播一种特定的女性现代性想象？当女性的身体与知识，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被置于公共的、商业化的视觉媒介中被观看与谈论时，这种观看本身蕴含着怎样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这些图像作为研究晚清教育史或社会史的插图与佐证，而对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强大叙事能力的视觉文本的内在复杂性，缺乏足够的分析。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点石斋画报》是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图像语言，来想象和呈现女学这一现代性议题的？在这种视觉叙事中，一个受教育的近代女性，其理想形象是怎样的？她的身体、知识、社会角色，被置于何种空间与关系网络中？这种由画报所建构的女性现代性想象，其核心特征是什么？它又折射出晚清城市社会在面对女性角色变迁时，所持有的何种期望、焦虑与内在矛盾？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深入这些看似客观的图像内部，通过对其构图、人物、空间、场景及图文关系的细读，来揭示其背后所潜藏的、关于新女性的复杂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建构。本文将首先梳理相关研究，阐明分析方法，进而从被规训的身体与空间、工具化的知识以及被监护的公共在场等多个维度，系统剖析这一想象的内在结构与特征。

文献综述

围绕《点石斋画报》与晚清女学及女性现代性的研究，主要在新闻史、艺术史、近代教育史与妇女史等领域展开。对这些领域成果的系统梳理，有助于我们明晰本研究的独特定位与创新价值。

第一条路径，是新闻传播史与视觉文化研究。学者们高度肯定了《点石斋画报》在中国新闻史与石印技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他们详细考证了画报的创办背景、运营模式、画师群体及其在晚清市民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在视觉文化层面，研究者们探讨了画报如何引入西方的焦点透视法，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线描技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纪实性视觉风格。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它们为我们理解画报的媒介属性、生产机制与美学特征提供了坚实的框架。然而，其局令性在于，在论及具体图像内容时，早期的研究多倾向于将其视为社会现实的镜子，即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