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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街的故事

在城市的版图上，营盘街不过是一条被时光遗忘的褶皱，藏在林立高楼的阴影里。不到五百米长的街道两侧，是些老旧的店铺和斑驳的围墙，几栋上世纪的红砖房固执地挺立着，像不肯退场的老人。

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马未明和他的旧书店“墨香居”。店面不大，三十来平米，却塞满了上万册书籍，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只留下狭窄的过道。空气里终年飘浮着纸张腐朽的特殊气味，混合着霉味和淡淡的茶香。

马未明五十出头，未婚，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坐在柜台后面看书，手边总有一杯泡得浓酽的绿茶。有人推门进来，他抬头看一眼，点点头，便又埋首书页。除非客人主动询问，否则他不会开口推荐或搭讪。

这样的经营方式自然赚不了钱，好在房子是父亲留下的，没有租金压力。他的生活极简朴，一天，一天三餐不超过五十元，衣服穿到领口磨毛还不舍得扔。邻居们都说，老马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闷，活得像本书——封面朴素，内页泛黄，还没什么插图。

四月的那个雨天，一切都变了。

下午三点多，雨下得正大，店里没有顾客。马未明正在整理刚收来的一批旧书，门上的铃铛响了。一位老人蹒跚而入跚而入，脱下湿透的雨衣，水珠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需要什么书？”马未明例行公事地问。

老人摇头：“我不买书，我是来卖书的。”

这样的开场白马未明听过无数次。他放下手中的册子，走到柜台后：“什么书？”

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个用油纸包裹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揭开层层防护，露出一本深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边角翻卷，但装订依然牢固。

“这不是印刷的书，”老人说，“是我父亲的日记。我想，也许你会感兴趣。”

通常马未明不收手稿，它们难以转卖，占地方又不产生价值。但他还没来得及拒绝，老人已经把本子递了过来。

“你看看吧，”老人的眼神里有种恳求，“我，“我父亲叫陈望道，在这条营盘街上住了一辈子。这里面写的，都是关于这条街的故事。”

听到“营盘街”三个字，马未明犹豫了一下，接过本子。翻开第一页，工整有力的钢笔字映入眼帘：

“民国二十七年春，我第一次见到她，在营盘街的槐花树下…”

就这一句，马未明便被吸引住了。他示意老人坐下，自己则站着翻阅起来。日记的主人文字简洁却生动，短短几段就勾勒出战乱年代里一条小街的风貌和人情。

“这本子你想卖多少钱？”马未明问。

老人苦笑：“你看着给吧。我搬家，带不走这些东西。儿子说直接扔掉，可我总觉得…可惜了。”

马未明从抽屉里拿出两百元递给老人。这个价格对于一本旧日记来说过高了，但他觉得值得。

老人接过钱，连声道谢声道谢，仿佛卸下了重担，又像是完成了某种交接。他穿上雨衣，临走前又说了一句：“父亲常说，每条街都有自己的秘密，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

门关上了，铃铛声还在空气中震颤。马未明坐回椅子，迫不及待地继续阅读那本日记。

日记的主人陈望道时年二十二岁，在营盘街开着一家小小的钟表修理铺。那年春天，他在街角的槐树下第一次遇见逃难而来的林素云。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拎着一个藤箱，站在纷飞的槐花中，迷茫地环顾四周。

“她的眼睛很大，里面盛满了恐惧和疲惫，却依然清澈。”陈望道写道，“我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说想找一处便宜的房子租住。我带她去见了房东刘太太，就这样，她留在了营盘街。”

随着阅读的深入，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在马未明眼前徐徐展开。陈望道的日记不仅记录了他与林素云渐生情愫的过程，更描绘了描绘了抗战时期营盘街上的众生相：开杂货店的王老板暗地里为地下党传递消息；西医诊所的张医生免费为难民看病；甚至还有日本军官租房住在街上，其夫人竟然私下教中国孩子读书认字…

日记里的营盘街是一个微缩的世界，战火纷飞中仍然保持着某种秩序与温情。居民们彼此扶持，共度时艰。陈望道和林素云的爱情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生长，直到一纸征兵令的到来…

马未明一口气读到深夜，直到眼睛酸痛才不得不停下来。他走到窗前，望着雨中寂静的营盘街。路灯昏黄的光晕里，雨丝斜斜落下。这条他已生活了二十年的街道，突然变得陌生而又神秘。那些熟悉的店铺和房屋，原来承载着如此厚重的往事。

第二天一早，马未明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征集与营盘街有关的老物件、照片、日记信件，高价收购。”

消息很快传开了。最先来的是对街理发店的赵师傅。

“老马，听说你在收集营盘街的老东西？”赵师傅手里拿着一个铁盒子，“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他是这条街最早的剃头匠。”

盒子里是一套老式理发工具，已经锈迹斑斑，还有几张发黄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几个穿着长衫的男人在一家小店前的合影，门上挂着“赵记理发”的木牌。

“这就是我家现在的位置，”赵师傅指着照片说，“听我爹说，那时候理个发才两分钱。”

马未明仔细端详那张照片，背景中的街道布局与今天相差无几，只是更加简陋。他付给赵师傅一百元，对方摆摆手：“不用不用，这东西放我这里也就是积灰。你能让它派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