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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惩戒到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的理念转变

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的演进中，专门矫治教育的理念迭代始终围绕“如何对待罪错未成年人”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收容教养”到如今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名称的更迭背后，是一场从“惩戒约束为核心”到“教育挽救为根本”的深刻理念转型。这一转变不仅回应了“矜老恤幼”的传统法律文化精髓，更彰显了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宽容而不纵容”的价值追求，为迷途少年铺就了更具温度与希望的回归之路。

历史回溯：惩戒导向下的制度雏形与局限

专门矫治教育的前身可追溯至建国初期的收容教养制度，其诞生之初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下，制度设计以“管控优先、惩戒为辅”为核心逻辑，虽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却也埋下了“重约束、轻教育”的隐患。

行政化管控的起步阶段

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首次提及对少年犯的管教场所，1956年“两高一部”发文明确收容教养适用范围，标志着我国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治制度正式起步。这一阶段的收容教养本质上是行政性强制措施，核心目标是通过集中管控防止未成年人再次危害社会，兼具救助安置与行为约束功能。实践中，管教场所多参照成人劳改模式，以“劳动改造+纪律约束”为主：未成年人需参与农业劳动、手工生产等体力劳动，接受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矫治内容完全忽视个体差异——无论未成年人是因家庭贫困、心理缺失还是同伴诱导走上歧途，均采用统一管教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时的收容教养决定多由公安机关单方面作出，缺乏听证、申诉等程序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诉求难以得到体现，制度运行呈现强烈的行政主导色彩。

法治化探索中的理念萌芽与困境

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的推进让未成年人保护意识逐渐觉醒。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明确“教育、感化、挽救”方针，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工读学校纳入矫治体系，强调“矫治与教育并重”，标志着制度开始向教育导向试探。但理念的进步并未完全转化为实践成效：收容教养的性质始终模糊，既非刑事处罚也非行政处罚，导致实践中存在“降格适用”与“扩大适用”并存的乱象；工读学校数量从1966年的200余所锐减至2010年的不足100所，且多集中在大城市，偏远地区未成年人面临“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刑事处罚”的两难选择；更关键的是，矫治内容仍以文化课补习和纪律管理为主，缺乏对心理问题、家庭环境的针对性干预。2008年15岁少年小杨因盗窃被送入工读学校，学校未关注其父母离异导致的心理缺失，结业后因无家可归、缺乏技能再次犯罪的案例，正是当时制度“重短期管教、轻长期支持”局限的生动写照。

传统工读教育的惩戒遗留

1955年北京市温泉学校开创的“半工半读”模式，后发展为工读教育制度，虽为犯罪边缘未成年人提供了改过自新的途径，但受理念局限，仍以“以工代罚”为核心逻辑，将体力劳动作为主要惩戒手段，严重忽视了教育属性。2007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将“工读教育”改为“专门教育”，但未对“以工代罚”的制度根基进行根本性调整，教育与矫治的双重功能始终未能充分发挥，社会上甚至形成“专门教育等同于惩戒场所”的刻板印象，制约了制度价值的实现。

理念跃迁：从“以罚为主”到“以教为本”的法治化转型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专门矫治教育”规定，2021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废止收容教养制度，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矫治理念完成从“惩戒约束”到“教育挽救”的系统性重构。这一转型并非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在法律框架、核心目标与价值追求上的全方位升级。

法律框架下的理念确立

2020年以来的法律修订，从根本上重塑了专门矫治教育的制度定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其为“国民教育组成部分和保护处分的属性”，彻底摒弃了传统制度的行政强制色彩；“教育、感化、挽救”被确立为核心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成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法律定位的调整，意味着制度重心从“如何惩罚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转向“如何帮助其认识危害、改正行为”，从“防卫社会”的单一目标转向“既保护社会又挽救个体”的双重目标。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背景下的理念转型更显深意——它表明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单纯的惩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罪错问题，唯有通过教育矫治重塑其价值观，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核心逻辑的本质转变

理念转型的核心在于对“矫治目的”的重新认知：传统惩戒导向将罪错未成年人视为“需要管控的风险源”，而教育导向则将其看作“需要帮助的成长个体”。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从“结果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