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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胁迫的合同

法律规定

在现代合同法律制度中，欺诈与胁迫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重要因素，其法律规制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发展过程。当前法律体系下，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一规定不再区分受欺诈对象是国家还是普通民事主体，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对于胁迫行为，法律同样明确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享有撤销权。这种法律定位的转变，从过去的无效与可撤销二元模式转向统一的可撤销制度，赋予了当事人更大的意思自治空间，由受侵害方自行决定是否维持合同效力。

欺诈的构成要件

欺诈行为的认定需要满足严格的构成要件，理论上通常采用四要件说。首先是欺诈故意的存在，这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双重故意，既要存在使相对人陷入错误判断的故意，也要具备使相对人基于该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的故意。实践中，过失导致的信息不实并不构成欺诈，例如销售人员因专业知识不足而作出的错误产品说明，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但不能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

其次是欺诈行为的实施，表现为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两种形式。前者如虚构产品质量认证、夸大投资回报等积极作为；后者如隐瞒房屋抵押状况、不披露重大瑕疵等消极不作为。值得注意的是，沉默构成欺诈需以行为人负有法定或约定的告知义务为前提，例如二手车销售商对车辆重大事故历史的主动披露义务。

第三，受欺诈人必须因欺诈行为陷入认识错误。这里的错误认识不仅包括对合同标的本身的误解，还包括对交易条件、履约能力等重要事项的误判。例如消费者因虚假广告相信普通保健品具有治疗功效，从而产生的购买意愿即属于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与欺诈行为之间必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若当事人明知真相仍签订合同，则不能认定为受欺诈。

最后，受欺诈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欺诈行为的介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合同或会以不同条件订立合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量交易背景、当事人认知能力等因素，判断意思表示与欺诈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例如，经验丰富的商人因简单的价格误导而签约，可能因自身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难以认定为受欺诈。

胁迫的构成要件

胁迫行为的认定同样需要满足多项要件，其核心在于行为的强制性与意思表示的非自愿性。主观方面，胁迫人必须具有胁迫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仍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并意图通过这种心理强制迫使对方订立合同。这种故意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谈判压力，后者属于正常的利益博弈范畴。

客观方面，胁迫行为表现为以将来发生的损害相威胁或以直接实施不法行为相胁迫两种情形。前者如威胁揭发隐私、损害名誉等，后者包括非法拘禁、殴打等现实暴力。法律实践中，判断威胁是否构成胁迫需考虑两个要素：一是威胁内容的不法性，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不构成胁迫，例如债权人以诉讼方式追讨债务；二是威胁程度的严重性，需达到使一般人产生恐惧并违背真实意愿的程度。

因果关系要件要求受胁迫人因恐惧心理而订立合同。这里的恐惧必须是胁迫行为直接引发的，而非其他因素导致。在具体案件中，法院会结合当事人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个体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例如，对于身无分文的债务人而言，小额债务的暴力催收可能构成胁迫；而对于大型企业，类似威胁可能不足以使其产生恐惧。

胁迫行为的非法性是另一重要要件。如果一方有合法依据施加压力，则不构成胁迫。例如，劳动者不按合同提供劳动时，用人单位以扣发工资相威胁属于正当管理行为。但超出合法限度的威胁仍可能构成胁迫，如以解雇相威胁要求员工签署不合理的竞业限制协议。

法律后果

欺诈与胁迫合同的法律后果主要体现为合同效力的可撤销性。在被撤销前，此类合同处于有效状态，双方当事人仍需履行合同义务。受欺诈或胁迫方享有撤销权，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利。这种制度设计既保护了受侵害方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交易的稳定性，避免合同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撤销权的行使存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对于欺诈情形，撤销权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对于胁迫情形，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同时，无论当事人是否知晓撤销事由，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撤销权的，该权利消灭。这一除斥期间的规定旨在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

合同被撤销后，将产生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此时，当事人应当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法律后果的设计体现了恢复原状的原则，使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

在特殊情况下，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