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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梁之迫的故事

为逃避政治迫害，我携家带口逃往边境深山。

本以为能在这片无人区重新开始生活，却意外发现整个山区早已被改造成一座巨大的“思想矫正营”。

每个家庭都被分配了监视者——我的邻居每天记录我的一举一动。

而最令人绝望的是，营地最高指挥官竟是我二十年前的学生。

雨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先是砸在车顶篷布上几声试探的闷响，随即就连成了片，哗啦啦像是要把这破旧吉普单薄的外壳彻底撕碎。寒气从所有缝隙里钻进来，混着轮胎碾过泥泞的黏腻声响，还有妻子周岚压抑着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后座上，刚满六岁的女儿小雨蜷缩着，大概是冷了，在睡梦里不安地蠕动地蠕动了一下。

我死死盯着前方，雨刮器徒劳地在倾泻而下的水幕中来回摆动，视野里只有被车灯切开的一小段惨白路面，以及两侧黑黢黢、沉默着挤压过来的山影。仪表盘上的指针在红色区域边缘颤抖，油箱快空了，食物也所剩无几。离开那个城市已经七天，像丧家之犬，只带着几件行李和一本几乎被翻烂的边境区域草图。地图上，这片横亘在国境线上的连绵山脉，被我用红笔狠狠圈了出来——“无人区，最后的希望”。

“志文，我们……真的能到吗？”周岚的声音嘶哑，带着浓重的鼻音，她没看我，脸朝着窗外无边的黑暗。

我没回答，只是把方向盘攥得更紧了些，指节发白。能说什么呢？安慰是苍白的，保证更是可笑。当那纸“危害思想安全”的调查令贴在我任教的大学公告栏时，我就知道，留给我们的路不多了。学术讨论会上几句关于历史反思的发言，被人逐字摘录、曲解、上报。曾经的同事避之不及，门上也被人用红漆喷了狰狞的字眼。留下？等待我们的不会是法庭，只会是某个不具名监狱里的“矫正”，或者更糟。逃亡，是唯一的选择，赌的就是这片传说中的法外之地。

天快亮时，雨势稍歇。灰蒙蒙的天光下，山脉显露出它庞大而阴郁的轮廓。按照地图指示，我们偏离了最后一点像样的道路，拐进一条被荒草和灌木半掩的山坳。车轮在湿滑的碎石和烂泥里打滑，引擎发出不堪重负的咆哮。终于，在一次剧烈的颠簸后，车子猛地一顿，彻底熄了火。

我颓然地松开门把手，额头抵在冰凉的方向盘上。完了。

“爸爸……”小雨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怯生生地叫了一声。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冷冽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脚下是没过脚踝的泥浆。放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层层叠叠，看不到尽头。一种巨大的茫然和疲惫瞬间攫住了我。我们到底在哪？

就在这绝望的死寂中，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模糊的、有节奏的金属敲击声。叮……叮……

有人！

几乎是本能，我压低声音：“待在车里，车里，锁好门！”然后从副驾座位底下摸出那把临走前塞进去的、用来防身的猎刀，插在后腰，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拨开一丛带刺的灌木，眼前景象让我愣住了。那不是想象中的猎人或者山民。一片相对平缓的坡地上，立着几十座样式一模一样的木屋，方方正正，像一个个码放整齐的火柴盒。屋顶覆盖着灰黑色的石棉瓦，墙壁是新劈的木头，还散发着淡淡的树脂味。过于整齐，过于崭新，反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僵硬和怪异。几个穿着同样灰蓝色、款式呆款式呆板服装的人，正默不作声地在屋间空地上清理杂草，动作迟缓得像提线木偶。他们听见我的动静，抬起头看过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

这里不是什么无人区。

一个穿着与那些劳作者同样灰蓝衣服、但臂膀上套着一个醒目的红色袖章的男人快步走了过来。他大约四十岁上下，身材敦实，脸颊，脸颊粗糙泛红，像是常年在户外劳作。他的目光锐利得像鹰，先是在我脸上扫过，又越过我的肩膀，看向我那辆抛锚在远处的吉普。

“新来的？”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腔调，“跟我来。”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回到车边，示意周岚和小雨下车。周岚紧紧抱着收拾出来的一个小包袱，脸色苍白，把小雨护在身边。那男人看了看我们，没多问，只是简短地说：“我叫赵卫国，七组巡查员。你们的住处安排好了，十七号。”

十七号木屋在最靠近山壁的一排。里面空荡荡荡，只有一张粗糙的大木板床，一个灶台，一口水缸，墙壁上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几个透气孔。空气里弥漫着木材和泥土的混合气味。

“这里是‘新风营地’，”赵卫国站在门口，挡住了大部分光线，“到了这里，就要遵守营地的规矩。自给自足，接受改造，抛弃旧思想，追求新生。”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脸上，似乎想捕捉我每一丝细微的反应，“我是你们家的联络员，也是你们的邻居，十六号。有任何事，向我报告。”他的视线最后扫过我们带来的那几个可怜的包裹，补充了一句，“安顿好，下午去物资处领工具和种子。明天开始劳动。”

门被他从外面带上，脚步声远去。

周岚腿一软，瘫坐在冰冷的床板上，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志文，这是什么地方？他不是说……”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心脏狂跳，用眼神严厉地制止了她。刚才赵卫国转身离去的那一瞬，我分明看到，他那看似随意的目光，在我们车内散落的物品上，极其迅速地停留了一瞬，位置正好是我藏匿那把猎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