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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史学观的思想基础

站在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前，指尖轻触斑驳的《春秋》刻石，忽然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十字箴言，不仅是《史记》的魂魄，更是汉唐史学观的精神底色。从西汉武帝时期《史记》的横空出世，到盛唐刘知幾《史通》的理论总结，四百年间中国史学完成了从自发记录到自觉构建的质变。这种质变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套精密的思想体系在支撑——这便是我们要探寻的汉唐史学观的思想基础。

一、哲学根脉：天人关系的史学投射

1.1先秦思想的积淀与汉唐的重构

任何时代的史学观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其思想基因必然深植于前代的文化土壤。商周时期”天命靡常”的朴素历史观，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淬炼，到汉唐时期已形成三股主要思想源流：儒家的”敬天法祖”、道家的”道法自然”、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这三股源流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汉唐大一统的政治需求下，被重新熔铸成新的哲学框架。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将原本分散的天人观念系统化。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讲：“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又说”人副天数”，把天塑造为有意志的人格神，而历史则是天通过帝王意志显现的过程。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思考。《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详细记录星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虽然后世常批评其”多言灾异”，但放在当时的思想语境中，这正是史家试图用史学解释天人关系的积极尝试。

1.2从”天命”到”人事”的认知转向

东汉以降，随着谶纬之学的泛滥，“天人感应”逐渐异化为荒诞的符瑞迷信。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尖锐批判：“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将天从人格神拉回自然规律的层面。这种思想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得到体现，《郭太传》记载名士郭林宗拒绝出仕时，范晔评论”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强调人的主观选择在历史中的作用。

到了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书志》中更明确指出：“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言某州某郡，因灾而致饥馑，因饥馑而致盗贼，此则有实可寻。若乃桑谷生朝，太戊以兴；鸜鹆来巢，昭公出奔，斯则谲诡不经，难以实论。”这种对天人关系的理性剥离，标志着汉唐史学观从”天命主导”向”人事为本”的重要转向——历史不再是天命的被动呈现，而是人的活动与自然规律互动的结果。

二、伦理基石：儒家正统观的史学实践

2.1“大一统”与历史书写的合法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的政治统一需要文化层面的”大一统”支撑。汉代儒生接过这一命题，将《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发展为系统的正统理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提出”三统说”，认为每个王朝都代表黑统、白统、赤统中的一统，通过改正朔、易服色来彰显天命转移。这种理论在班固的《汉书》中得到直接应用，《高帝纪赞》称刘邦”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将西汉的合法性建立在”火德承周”的五行相生链条上。

唐代的正统论更趋成熟。面对魏晋南北朝分裂带来的历史书写混乱，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强调”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而令狐德棻修《周书》时则提出”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到了中唐，皇甫湜作《东晋元魏正闰论》，明确主张”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将文化认同置于种族之上，这种”文化正统论”直接影响了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正统论”构建。

2.2鉴戒史观的形成与深化

“以史为鉴”的思想萌芽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汉唐时期发展为系统的史学功能论。司马迁写《史记》时，在《高祖本纪》末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已暗含总结历史经验的意图。真正将鉴戒思想制度化的是唐代，太宗李世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名言广为人知，而《贞观政要》的编纂更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说：“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明确将史书定位为政治教科书。这种思想影响了整个唐代史学，杜佑的《通典》分门别类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开篇即言”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其经世致用的意图跃然纸上。从个人道德修养到国家治理智慧，鉴戒史观在汉唐时期完成了从”以史知兴替”到”以史资治道”的升华。

三、学术传统：史官制度与经典注疏的双重滋养

3.1史官制度的完善与史家意识的觉醒

商周时期”史”为神职，负责占卜记事；春秋战国”百国春秋”各述其事，史官多为诸侯家臣。到了汉代，太史令的职能发生重大转变。司马迁任太史令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说明中央已建立起系统的史料收集制度。《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这种官方对历史文献的重视，为史学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东汉设兰台、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