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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财政在地化的制度趋势

引言

站在开封城的朱雀门前，望着汴河上往来如织的漕船，很难想象这些满载粮帛的船只，在北宋初年曾是中央财政集权最直观的注脚——所有地方财赋必须经转运使严格审核，“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我们翻开南宋绍兴年间的《庆元条法事类》，会发现两浙路的州郡已能自主支配”经总制钱”用于修城浚河，福建路的县邑更可留存部分商税以充学田。这种从”天下之财悉归三司”到”地方财计渐有自专”的转变，正是宋代财政在地化趋势最生动的注脚。本文将沿着制度演变的脉络，深入解析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

一、制度起点：宋初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系

1.1中央集权的财政设计逻辑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更关键的集权举措藏在财政领域。建隆二年（961年），太祖下诏：“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这道诏令确立了”上供为主、留用为辅”的财政原则，其核心是通过”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组合拳，彻底终结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构建了三级管理体系：最基层的县负责征收，州级单位汇总审核，路级转运司则扮演”财务大总管”的角色——不仅要统计各州收支，更要将剩余财赋”经度辇运”至开封。当时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作为中央财政中枢，直接掌控全国预算，地方每笔超过百贯的支出都需上报审批。这种”统收统支”模式，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被描述为”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天下财赋尽归之”。

1.2集中体制的现实困境

但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缺陷。以四川为例，太宗时期成都府路每年需上供绢帛30万匹，而从成都到开封的漕运路线要翻越秦岭，“陆运则山险，水运则江恶”，每匹绢的运输成本竟高达原价的两倍。更棘手的是边疆需求：河北路与辽接壤，每年需储备军粮50万石，若按制度先运至开封再调往北边，往返耗时半年，常导致”军食不继，边民嗷嗷”。

到真宗朝，地方官员的抱怨已频繁见诸奏疏。知扬州王禹偁在《端拱箴》中直言：“今郡县之吏，受制于转运使，钱谷之入，不使有余，虽有善政，何由施行？”这种体制性矛盾，如同被压在陶罐里的弹簧，一旦外部压力增大，便会寻求释放的出口。

二、趋势显现：财政在地化的具体表现

2.1留用比例的动态调整：从”尽收尽解”到”分额留存”

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是个转折点。面对辽军南侵的压力，朝廷首次允许河北、河东等沿边州郡”留用本州夏秋税十之三”以充军储。这道看似临时的诏令，实则开启了”上供、留州、系省”的财政分配新框架。所谓”上供”是必须解送中央的部分，“留州”归州级支配，“系省”则由路级统筹。

到仁宗时期，这种分额留存逐渐制度化。庆历四年（1044年），三司使张方平奏准”诸路岁入钱谷，除上供外，其留州、系省钱，转运司与州长吏同掌，以备岁计”。以两浙路为例，嘉祐年间（1056-1063）每年上供钱约120万贯，而留州、系省部分可达80万贯，占比接近40%。这种变化在地方账册中留下清晰痕迹：苏州府的《平江城坊志》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用留州钱修复了被洪水冲毁的盘门，“役夫三千，耗钱二万贯，皆取诸本州财赋”。

2.2地方税种的自主创设：从”正税统管”到”杂税自征”

如果说留用比例调整是中央对地方的”被动让利”，那么地方税种的出现则是财政在地化的主动突破。最典型的是”经总制钱”，这是靖康之变后，为应对军费压力，由两浙转运使陈亨伯首创的附加税——在酒税、商税等正税外，每贯加征20文，“以助经制”。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将其推广至全国，规定”诸路经总制钱，州县得留其半以充郡计”。

类似的还有”月桩钱”，最初是为供应岳飞军每月粮饷，令江南东路”每月桩办大军钱十万贯”。但中央只下指标不拨经费，迫使地方”巧立名色”：有的收”罚酒钱”，有的征”卖纸钱”，甚至对民间诉讼收取”撤诉钱”。这些看似无序的杂税，实则反映出地方在财政压力下的自主创新能力。正如南宋学者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言：“月桩之法虽苛，然使州郡得自为计，亦足救一时之急。”

2.3管理机构的职能演变：从”监督者”到”协调者”

财政在地化的另一个标志是路级机构角色的转变。北宋初年的转运使，主要职责是”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本质是中央的”财务督查员”。但到南宋，转运使逐渐成为”一路财政协调者”——既要保证上供，又要平衡州郡间的财赋余缺，甚至参与地方建设。

以两浙转运司为例，乾道三年（1167年），转运使范成大主持疏浚杭州西湖，所需的3万贯工费，就是”取诸本路经总制钱之留用者，不足则移用常平义仓米”。这种转变在《淳祐临安志》中被总结为：“今之转运使，非独上供而已，凡郡邑之水利、学校、赈恤，皆当经度。”路级机构从”取钱机器”到”地方管家”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