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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海外贸易与市舶制度变迁

引言

站在泉州港的古码头上，抚摸着斑驳的宋代石构护岸，海风里似乎还能闻到当年香料的余韵。唐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从区域性交流跃升为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而支撑这一转变的，正是市舶制度从萌芽到成熟的制度创新。从唐代广州港”蛮舶辐辏”的热闹，到宋代泉州”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从市舶使的临时差遣，到市舶司的专职机构；从模糊的抽税惯例，到《广州市舶条法》的明文规定——这不仅是贸易规模的扩大，更是制度文明的进阶。这段跨越三百余年的历史，既记录着中国人走向海洋的勇气，也彰显着古代政府管理海洋贸易的智慧。

一、唐代：海外贸易的萌芽与市舶制度的初现

（一）唐代海外贸易的地理格局与商品流动

盛唐的海图上，最醒目的航线当数”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被《新唐书·地理志》详细记载的航线，从广州出发，经越南、马来半岛、印度，最终抵达波斯湾的巴士拉，全程约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东游记》描述，唐代的广州港”停满了来自大食、波斯、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船只，最大的海船可载六七百人，货物堆积如山”。

贸易商品呈现鲜明的双向流动特征。中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和铁器：长沙窑的青釉褐斑瓷碗在印尼爪哇被成批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专门针对海外市场的定制产品；而输入的则是香料（乳香、龙脑）、珠宝（象牙、犀角）、药材（没药、苏合香）和稀有动物（狮子、鹦鹉）。广州城西的”蕃坊”里，波斯商人阿罗憾经营的香料铺，柜中就堆满了来自大食的乳香和来自天竺的龙脑，这些香料不仅用于贵族熏香，还被医家收录进《唐本草》。

（二）市舶制度的萌芽：从”互市监”到”市舶使”

唐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沿用了内陆”互市监”的旧制，由广州都督府兼管。但随着贸易量激增，这种”地方官兼职”的模式逐渐力不从心。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任命周庆立为”市舶使”，这是史载最早的专职海外贸易官员。市舶使的主要职责有三：其一，“阅货”，即检查商船货物，防止违禁品（如兵器、铜钱）出口；其二，“抽分”，对进口货物征收10%的实物税（如香料抽十分之一）；其三，“进奉”，将珍贵货物优先进贡皇室，剩余部分允许民间交易。

不过此时的市舶制度还很不成熟。首先，市舶使多由宦官担任（如后来的吕太一），带有明显的临时差遣性质；其次，管理范围仅限广州一地，其他港口（如扬州、明州）仍由地方官兼管；最后，抽分比例和流程缺乏统一规定，“蕃商诉其侵刻”的记载屡见《唐会要》。但无论如何，市舶使的设立标志着中国首次出现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为后世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市舶制度的成熟

（一）贸易规模的飞跃：从”东南之利”到”国用所资”

如果说唐代的海外贸易是”锦上添花”，宋代则成了”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经济重心南移后，长江中下游的丝绸、瓷器产量激增，仅景德镇一地，宋真宗时期就有官窑300座，年输出瓷器数十万件。航海技术的突破更如虎添翼：11世纪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福船、广船的水密隔舱技术使远洋航行更安全，这些都让宋代商船能抵达更远的地方——《诸蕃志》记录的贸易国家从唐代的20余国增至58国，东到日本、高丽，南到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西到木兰皮国（今摩洛哥）。

贸易量的增长直接体现在市舶收入上。宋神宗时，市舶岁入53万贯；到宋高宗绍兴年间，仅泉州、广州两市舶司年收入就达200万贯，占当时财政总收入的15%。时人感慨：“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宋会要辑稿》），甚至出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

（二）市舶制度的完善：从”临时差遣”到”专职机构”

面对贸易规模的膨胀，宋代对市舶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改革，核心是建立”市舶司-市舶务-抽解场”三级管理体系。

首先是机构专职化。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之后陆续在泉州（1087年）、明州（今宁波，1088年）、杭州（989年）等地设立，最多时达11个。市舶司设提举官（从五品），下设判官、孔目官等属吏，形成固定编制。这些官员不再由地方官兼任，而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甚至出现”福建市舶司提举”李充这样的专业官员（《萍洲可谈》记载其任内整顿抽解，商民称便）。

其次是法规系统化。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颁布《广州市舶条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海外贸易法规。条文详细规定了：商船出海需向市舶司申请”公凭”（许可证），注明船员、货物、目的地；回港后必须到原市舶司”抽解”（分粗细货物，细货如珍珠抽10%，粗货如香料抽15%）；抽解后剩余货物，市舶司”博买”（优先收购）一部分（如象牙、乳香博买50%），其余允许民间交易；严禁”私与蕃商贸易”，违者”计值满百钱以上论罪”。

最后是服务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