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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工商税收与国家控制

引言：从“关市之征”到“天下之赋”——工商税的历史定位

清晨的长安西市，胡商的驼铃与酒肆的招幌一同摇晃。穿皂衣的市令提着算筹走过，身后跟着抱账册的小吏——这是唐代工商税征收的日常图景。在中国古代，工商税从来不是简单的“收钱”，它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着国库的银钱，一头牵着帝国的神经。从西周到明清，从“关市之赋”到“厘金遍设”，工商税的征收与调整，始终是国家控制经济、管理社会、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它既记录着商人阶层的兴衰，也折射出王朝的治世与乱局；既体现着“重农抑商”的传统基调，也暗藏着“通有无以富国”的现实考量。要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工商税收是一把关键的钥匙。

一、历史脉络：古代工商税的演变轨迹

（一）先秦：工商税的萌芽与“食货”思想的奠基

夏商时期，“工商食官”是主流——工匠和商人由官府供养，自然谈不上正式的工商税。到了西周，随着“私商”的出现，“关市之征”开始成型。《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设有“司市”管理市场，“质人”负责登记交易，“廛人”专管收税。税目包括“絘布”（摊位费）、“总布”（交易税）、“质布”（契约税），税率大约是“市赋二十而取一”。这时候的工商税，更像一种“管理费”，目的是“以商养市”，同时通过控制市场来规范民间交易。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对盐铁实行国家专卖，开了“间接工商税”的先河。他算过一笔账：直接向百姓征粮，每人加两升就会引发不满；但通过盐铁加价，“民不知而输”，国家每年能多收相当于百万人口的赋税。这种“寓税于价”的智慧，奠定了后世专卖制度的思想基础。战国时，商鞅在秦国推行“重关市之赋”，将商税税率提高到“二十而取五”，目的很明确——“重税则商寡，商寡则农安”，用高税收抑制商业，确保农业人口稳定。此时的工商税，已从“市场管理工具”升级为“国家战略手段”。

（二）秦汉：大一统下的制度成型与“重农抑商”的实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关市之征”推行全国，在函谷关、武关等交通要道设关收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同时，也把商税纳入了中央财政。但真正让工商税成为“国家利器”的，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为了填补对匈奴作战的巨额军费，汉武帝颁布“算缗令”：对商人的现钱、货物、车船按比例征税，“缗钱二千而一算”（每两千钱征120钱）；手工业者减半，“缗钱四千而一算”；普通人的车征一算，商人的车征两算。更狠的是“告缗令”——鼓励举报隐匿财产的商人，查实后没收全部财产，举报者可得一半。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因此“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这一时期，盐铁专卖制度也更加完善。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全国设32处盐官、48处铁官，从生产到销售全程控制，利润直接入国库。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盐铁收入“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秦汉的工商税，既支撑了帝国的扩张，也强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商人被课以重税，社会地位低下（“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国家通过税收牢牢控制着商业资本的流向。

（三）唐宋：商品经济繁荣中的税制创新

唐代是工商税的转折点。随着均田制瓦解和两税法推行，“以资产为宗”的征税原则逐渐渗透到商业领域。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除陌钱”正式开征——凡交易百钱以上，官收五钱；通过牙人（中介）的交易，由牙人代征；自行交易的，由当事人申报。虽然这一税种因“民怨沸腾”在783年被废除，但它标志着商税开始从“附加税”向“正税”过渡。

宋代是工商税的黄金期。由于“田制不立”，农业税增长有限，而商品经济却空前繁荣：汴京、临安的“瓦子”里商铺林立，泉州、广州的市舶司千帆竞发。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朝廷颁布《商税则例》，将商税分为“过税”（货物运输税，税率2%）和“住税”（货物销售税，税率3%），并在全国设“商税务”400余处，明确“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据《宋会要辑稿》统计，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商税收入达804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成为与农业税并重的“双支柱”。

更值得一提的是海外贸易税。宋代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市舶司，对进口货物征收“抽解”（实物税，粗货10%、细货20%）和“博买”（政府优先采购）。绍兴年间，泉州港的市舶收入每年达百万贯，时人感叹“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唐宋的工商税，不再是单纯的“抑制工具”，而是国家主动参与市场、利用市场的体现——通过规范征税，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促进了商品流通。

（四）明清：传统社会末期的调整与矛盾激化

明代初期，朱元璋推行“轻商税”政策，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并裁撤了元代冗余的税课司局。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税种类逐渐增多：有“门摊税”（店铺税）、“塌房税”（仓库税）、“船料税”（商船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