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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法律制度重点整理及复习笔记

一、时代背景与法律制度概述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社会秩序动荡。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法律制度建设。各国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整饬吏治、保障军事供给、稳定社会秩序，均十分重视立法与司法活动。此时期的法律制度，上承汉制，下启晋律，既有对汉代法律的继承，也因应时代需求进行了若干变革与创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为后世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立法概况

（一）曹魏的立法活动

曹魏政权是三国中立法最为系统和完备的国家。

1.《新律》（又称《魏律》或《曹魏律》）：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命陈群、刘劭等参酌汉律，制定新律十八篇。这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对后世影响深远。

*特点：

*篇数增加与结构调整：在汉《九章律》基础上，新增篇目，如《刑名》、《法例》、《劫略》、《诈伪》等，使法典结构更为合理，内容更加丰富。

*“具律”改为“刑名”并置于篇首：这是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大进步，突出了刑法总则的地位和作用，为后世法典体例所继承。

*内容上的改革：对汉代繁杂的律文进行了精简，删除了部分不合时宜的条款；同时，进一步纳礼入律，体现了礼法结合的趋势。例如，保留了“八议”制度的雏形，为后来正式入律奠定了基础。

2.令、科、比的沿用与发展：除律之外，曹魏也广泛使用令、科、比等法律形式，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科作为一种单行法规，在曹魏时期应用尤为广泛，用以补充律之不足。

（二）蜀汉的立法活动

蜀汉政权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其法律制度多承袭汉制，并结合自身特点有所发展。

1.《蜀科》：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曾“共造《蜀科》”，作为蜀汉的基本法典。惜其内容未完整流传下来。

2.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与实践：诸葛亮治蜀，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虽严刑峻法，但力求公正，以维护统治秩序。其“挥泪斩马谡”等事例，体现了执法严明的特点。蜀汉法律注重恢复社会生产和稳定统治，对官吏的要求也较为严格。

（三）孙吴的立法活动

孙吴政权的立法活动相对记载较少，但其法律制度亦有自身特点。

1.基本法典：孙吴曾制定“科条”、“科令”，但其具体内容已不可详考。

2.法律特点：孙吴法律亦体现出重刑色彩，尤其是在后期，统治者为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和专制统治，刑罚较为严酷。同时，其法律也受到江南地区特殊社会环境和习俗的影响。

三、法律内容与原则

（一）刑法原则的发展

1.继承与发展汉代刑法原则：如“亲亲得相首匿”、“上请”制度等在三国时期依然得到不同程度的沿用。曹魏《新律》对“八议”制度的初步确立，更是突出了对官僚贵族特权的维护，将其正式纳入法典的雏形，此点对后世影响巨大。

2.“罪刑法定”的萌芽：尽管远未达到近代罪刑法定原则，但在一些律文中已体现出对罪名和刑罚的明确规定，试图限制司法官吏的随意裁量权。

（二）刑罚体系的演变

1.沿用汉代刑罚体系并有所调整：基本沿用汉代的死、流、徒、笞、杖等刑罚，但具体执行和名目上可能有所变化。

2.肉刑的局部恢复与争议：三国时期，战乱导致人口减少，劳动力匮乏，一些人主张恢复肉刑以替代死刑或长期徒刑，从而保留劳动力。魏文帝、魏明帝时期均有关于是否恢复肉刑的争论，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恢复，仅在局部或临时情况下有所施用。总体而言，刑罚体系仍朝着轻刑化的趋势缓慢发展，但战争环境下，重刑的使用亦十分普遍。

（三）主要罪名

1.危害政权罪：如谋反、大逆、谋叛等，此类罪名处罚最为严厉。

2.军事犯罪：在战乱背景下，军事犯罪受到高度重视，如逃亡、败北、违令等，刑罚极重。

3.官吏犯罪：如贪污受贿、渎职、擅权等，各国均有相关规定，尤其是曹魏和蜀汉，对吏治较为重视。

4.侵犯人身与财产罪：如杀人、伤害、盗窃、抢劫等，沿用前代相关规定，并根据社会状况有所调整。

（四）民事与经济法律规范

1.土地制度：各国为恢复生产，均实行了一些土地政策，如曹魏的“屯田制”，其相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规范了国家与屯田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赋税制度：围绕土地和人口征收的租调制度，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相关法律规定保障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3.户籍制度：为保证兵源、赋役，各国均重视户籍管理，严禁隐匿人口。

4.婚姻家庭：基本沿袭汉代传统，维护父权、夫权，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强调孝道。

四、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

*廷尉：沿用汉制，为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负责审理诏狱和重大案件。曹魏时曾一度改称大理，后又恢复廷尉之名。

*尚书台：随着尚书台权力的扩大，其下属的某些机构，如三公曹、二千石曹等，也逐渐参与到司法事务中来，为后世隋唐刑部的前身。

2.地方司法机关：地方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