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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市场监管制度的演变

清晨的长安西市，胡商的驼铃声混着茶肆的吆喝；汴京的州桥夜市，灯笼映着卖鱼羹的老妇；苏州的山塘街，牙人举着算盘在布庄间穿梭——这些鲜活的市井图景里，总藏着看不见的秩序线。从商周”日中为市”的草创，到明清”天下商帮”的繁荣，中国古代市场监管制度如同一张隐形的网，既约束着”利来利往”的欲望，也托举着”民生所需”的温度。这张网如何编织？又经历了哪些变迁？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揭开古代市场监管的真实面貌。

一、先秦：从”工商食官”到”市官分职”——监管制度的萌芽

若说中国古代市场监管有源头，大抵要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市”。《易经·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那时的市场还带着原始的朴素：选块空地，日头当顶时开集，交易完便散场。但即便如此，秩序的需求已悄然萌发——毕竟”以物易物”的混乱里，总有人拿坏布换好米，用小斗量粮占便宜。

1.1商周：“官营”底色下的初步规范

商代的市场多附属于王都与诸侯城邑，所谓”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场的位置已被纳入都城规划。但此时的工商业基本由官府垄断，即”工商食官”——工匠和商人都是官府的奴隶或职官，生产交易全为满足贵族需求。这种体制下，监管更像”内部管理”：铜器作坊的工头要检查铸件是否符合礼器规格，酒肆的”酒正”需确保祭祀用酒的度数，甚至连交换的海贝（早期货币）都由王室统一铸造，防止私造。

到了西周，市场规模扩大，《周礼·地官》里出现了系统的”市官”体系：最高长官叫”司市”，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监管局长；其下有”胥师”负责检查货物真伪，“贾师”核定物价，“司虣（bào）”维持治安，“质人”管理契约，“廛（chán）人”征收商税。这些官职分工之细，让人惊叹。比如”质人”要制作”质剂”（买卖契约），大买卖用长券（质），小买卖用短券（剂），若交易后反悔，就拿契约找”质人”评理。《周礼》还规定”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场入口有胥吏拿着鞭子和量器，既防小偷，也查度量衡——您看，三千年前的市场门口，就有”计量监督员”了。

1.2春秋战国：私商崛起倒逼制度升级

春秋以降，“工商食官”逐渐瓦解。管仲在齐国”通鱼盐之利”，子贡”结驷连骑”周游列国，私商的活跃让市场从”官办”走向”民办”。这时候的监管矛盾也变了：以前是防奴隶偷懒，现在要防商人欺诈。

郑国的”弦高犒师”故事里，弦高作为行商，能迅速凑出十二头牛犒劳秦军，说明当时已有跨区域贸易。但跨区域就容易”信息不对称”，比如楚国的丝帛拿到中原卖，可能被说”掺了麻”；鲁国的铁器卖到荆楚，可能被嫌”不够锋利”。于是各国开始出台专门法规：秦国《金布律》规定”有买及卖也，各婴其贾（价）“，即商品必须明码标价；魏国李悝的《法经》设”杂律”，专门管”博戏、假门、逾制”等市场乱象；齐国甚至出现”市租”制度，商人要交”廛布（场地费）““质布（契约税）”“罚布（罚款）”，税收用于市场建设。

更有意思的是”平准”思想的萌芽。《管子·轻重》里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主张政府在粮多价贱时收购，粮少价贵时抛售，稳定物价。这种”宏观调控”思维，后来成了中国古代市场监管的重要传统。

二、秦汉：大一统下的”市制”成型——从”长安九市”看监管体系的成熟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当秦始皇的车驾碾过统一的驰道时，“书同文、车同轨”的政令也吹进了市场。汉代继承秦制，又加以损益，终于形成了一套覆盖”空间、人员、商品”的立体监管体系，其核心就是”市制”。

2.1空间管控：坊市分离的”有形之网”

秦汉的城市实行”坊市制”：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开，市四周有围墙，设门定时开闭。比如西汉长安有”九市”，每个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四面设”市门”，清晨击鼓开坊门，日中击钲开市门，黄昏击柝闭市门，入夜击柝闭坊门。这种”时间+空间”的管控，既是为了治安，也是监管的基础——把商人集中在固定区域，官府管理起来才方便。

市的管理者叫”市令”或”市长”（汉代长安东西市设市长，其他城市设市令），下有”市丞”“市吏”等属官。您可能在电视剧里见过”市令”的形象：穿着深衣，拿着木简在市中巡查。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检查市门启闭是否按时，监督”市楼”（类似今天的市场管理处）悬挂的”当市职治”木牌是否醒目，还要定期校准市场里的度量衡——汉代的”大司农铜权”（标准砝码）至今还能在博物馆看到，上面铸着”元年十月，大司农平权衡”的铭文，可见是官方统一制作的。

2.2人员管理：“市籍”与”抑商”的双重逻辑

秦汉对商人的管理有个特殊制度——“市籍”。商人必须到官府登记，取得”市籍”才能在市中营业，相当于最早的”营业执照”。但”市籍”可不是荣誉，相反带着歧视：有市籍的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车骑马、不能做官，甚至子孙都受限制（汉武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还被征发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