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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国庠与澄海中学

白纸红印

1925年潮汕大旱，澄海乡绅欲停办中学以“节省开支”。

卧病在床的杜国庠听闻后，深夜冒雨赶往学校。

他推开会议室的门，浑身湿透，将一叠当铺票据拍在桌上：

“这是我的藏书当票。学校若停办，先把我这条命当了。”

一九二五年，岭南的夏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酷格外酷烈。

天像一口烧红了底的生铁锅，倒扣在潮汕平原上空。日头毒辣辣地晒着，一连六十几天，没有一丝雨意。韩江的水位一天天往下掉，露出干裂、发白的河床泥，像是，像是大地身上一道溃烂流脓后结痂的丑陋疤痕。田里的土块硬得像石头，手指抠上去能留下白印儿，原本绿油油的稻禾，如今蜷缩着枯黄的叶子，在热风里簌簌发抖，最终无力地倒伏下去，点燃一片令人心悸的死寂。咸涩的海风从汕头港吹过来，裹挟着尘土和绝望的气息，黏在人汗津津的皮肤的皮肤上，挥之不去。

澄海县城里，那股熟悉的、混杂着鱼腥、汗臭和某种植物腐败气味的热浪，一如既往地蒸腾着。只是今年，这热气里更多了一种焦灼。街面上行人稀少，偶有走过的，也都耷拉着耷拉着脑袋，脚步拖沓。几家米店门前排起了排起了长队，伙计有气无力地吆喝着，挂出的价牌上的数字，一日一变，触目惊心。更有些店铺，直接上了门板，不知是店主逃难去了，还是已无货可卖。

县立澄海中学校园内，那几棵高大的木棉树也失了往日的精气神，肥厚的叶片边缘卷起，蒙着一层厚厚的灰。操场的泥土被晒得发白，踩上去沙沙作响。教室里，学生们依旧捧着书本，琅琅的读书声却似乎比往日低沉了许多，带着一种心神不宁的滞涩。先生们在讲台上授课，目光偶尔掠过窗外龟裂的土地，眉头便不自觉地锁紧。

此刻，校长杜国庠正躺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家中那张旧木板床上。

说是家，其实不过是租来的两间陋室。屋里陈设极其简单，一床，一桌，两把椅子，椅子，最显眼的就是靠墙立着的那两个巨大的、顶天立地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此刻，这些书籍沉默着，仿佛也在忍受这窒息的闷热。

杜国庠只觉得胸口像是被一块浸透了热水的厚重棉絮死死堵住，每一次呼吸都异常艰难，非得用尽全身力气不可，喉咙里随之发出沉重的、拉风箱一般的哮鸣音。额头上虚汗一层接着一层往外冒，擦干了，片刻又湿漉漉一片。他勉强侧过身，望着窗外那片被烈日炙烤得晃眼的、白茫茫的天空，心头一阵阵发紧。

他不是在担忧自己的病。这缠磨人的哮喘是老毛病了毛病了，时好时坏，他早已习惯。他忧的是学校，是那些眼巴巴望着书本和未来的学生，是这片是这片土地上正在蔓延的、比瘟疫更可怕的饥馑。

馑。

“守素啊……”他声音嘶哑，微弱地唤了一声。

夫人李贞（字守素）正端着一碗刚煎好的、墨汁般浓黑的汤药走进来。她年纪不过三十许，面容清秀，眉眼间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坚毅。听到呼唤，她快步走到床边，将药碗放在床头小凳上，伸手探了探丈夫滚烫的额头，眼里是无法掩饰的心疼。

“感觉好些了么？”她用温热的毛巾，轻轻擦拭着他额颈间的汗水，“刚才陈先生派人来问安，说……县政府下午要开个联席会议，商讨旱灾应对事宜，怕是……怕是要提到我们学校的事。”

杜国庠闭了闭眼睛，喉结滚动了一下。该来的，终究是要来的。他深知那些乡绅富户们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每逢天灾人祸，教育总是第一个被拿出来祭旗的。“百年大计”？在某些人看来，远不如眼前省下几块银元来得实在。

“咳咳……他们，他们是容不下这所学校太久了的……”他喘息着说，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却又有一丝冷峻，“嫌它‘不安分’，教出来的学生‘思想激进’……如今借着灾情，正好，正好……”

李贞握住他微微颤抖的手，轻声而坚定地说：“你别急，身子要紧。学校是大家的心血，不是说停就能停的。”

杜国庠没有再说话，只是怔怔地望着那排沉默的书架。那里面，有他节衣缩食购得的《新青年》、《向导》，有托人从上海带来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有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合集，更多的是他悉心搜集的关于哲学、教育、社会改革的著作。每一本，都曾在他手中反复摩挲，留下思想的温度。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为了接济那些贫寒的学生，他已经陆续卖掉了一些心爱的藏品。每送出一本，都像是在他心里剜去一小块肉。

就在这时，窗外隐约传来一阵喧嚣，夹杂着哭喊和斥骂声。李贞起身到窗边看了一眼，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是隔壁街的陈寡妇……”她低声说，“家里断炊两天了，拖着两个孩子，跪在米店门口磕头……店家也没法子，早就没平价米了……”

杜国庠猛地一阵剧烈咳嗽，脸颊泛起病态的潮红。他攥紧了拳，骨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人间惨剧，正在这片土地上每日每时地上演。而他，和他所致力的事业，难道就要在这片惨淡中黯然退场？

此时的澄海县政府议事厅，却是另一番景象。

厅堂轩敞，四角摆放着硕大的冰块，冒着丝丝的白气，试图驱散一些暑热。天花板上吊着的慢转电扇，发出单调的嗡嗡声。长条形的会议桌旁，已经坐满了人。一边是以县长何畏堂为首的政府官员和地方头面乡绅，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