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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西域治理的行政结构

引言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对西域大规模、制度化治理的重要时期。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王朝与西域的联系从单纯的贸易往来，逐步发展为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互动。为巩固这一战略要地，汉朝建立了一套兼具中央统筹与地方适配性的行政结构，既延续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治理传统，又结合了西域“诸国林立”的特殊地理与社会环境。这一行政体系不仅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更奠定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基本框架，其“因俗而治”“军政合一”的特点，至今仍对边疆治理思想具有启示意义。本文将从中央统筹机构、地方管理体系、辅助支撑机制三个维度，系统解析汉代西域治理的行政结构。

一、中央统筹机构：从临时差遣到常设管理的制度演进

汉代对西域的行政管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临时性派遣到制度化常设机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了汉朝对西域战略价值的深化认知，也体现了行政体系随实际需求动态调整的灵活性。

（一）早期探索：使者校尉与屯田官的职能雏形

在西域都护府设立前，汉朝对西域的管理主要通过临时性派遣官员实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使者校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时期为解决往来使者与驻军的粮草问题，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并派遣“使者校尉”负责屯田事务。此时的使者校尉虽无明确的行政管辖权限，但其职能已涵盖军事补给、信息传递与初步的外交协调——既需监督屯田士卒耕作，又要与西域诸国交涉粮草征集，同时向中央反馈当地局势。这种“因需设职”的特点，为后续常设机构的建立积累了实践经验。

另一类早期管理角色是“卫司马”。例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随行的副使多被授予“卫司马”职衔，负责分赴各国建立联系。这些官员虽隶属于中央卫尉系统，但实际承担了“特派员”的职责：一方面代表汉朝宣示主权，另一方面收集西域诸国的政治、军事信息。他们的活动范围覆盖天山南北，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制度定型：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与核心职能

汉宣帝神爵二年（约公元前60年），随着匈奴势力退出西域，汉朝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汉代在西域设立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机构，标志着行政结构的全面定型。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与中原郡太守同级），由中央直接任命，其人选多为熟悉边务、兼具军事与外交才能的将领，如首任都护郑吉便因“破车师、降日逐王”的功绩获任。

西域都护府的核心职能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军事统辖。都护直接统领汉朝在西域的驻军（主要为屯田兵），负责防御匈奴侵扰、平定内部叛乱。例如元帝时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便率屯田兵远征康居，击杀郅支单于，维护了西域稳定。其二，行政监管。都护代表中央对西域诸国“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汉书·西域传》），诸国国王的继位需经都护奏报中央批准，重要政务（如与他国结盟、边境划界）须向都护报备。其三，外交协调。都护是汉朝与西域诸国的直接沟通渠道，负责传达中央诏令、调解诸国矛盾。如乌孙内部发生王位之争时，都护常派遣官员前往调解，确保亲汉势力上台。

值得注意的是，西域都护府并非孤立存在，其与中央的联系通过两条渠道强化：一是定期向大鸿胪（主管外交的中央官署）汇报西域动态；二是通过“驿置”（官方邮驿系统）快速传递紧急军情，确保中央能及时决策。这种“垂直管理+信息直报”的模式，既保证了都护的临机决断权，又避免了地方割据风险。

二、地方管理体系：多元适配与分层治理的实践智慧

西域地理环境复杂，既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如乌孙），也有城郭定居的农耕国家（如于阗、龟兹），更有地处交通要冲的小国（如楼兰）。针对这种“多元社会”特征，汉朝并未强行推行中原郡县制，而是构建了“属国都尉-城郭诸国-游牧部落”的分层管理体系，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

（一）属国都尉：边疆与内地的过渡管理模式

在靠近河西走廊的西域东部（如敦煌以西至楼兰一带），汉朝设立了“属国都尉”。属国都尉源于汉武帝时期为安置匈奴降众而设的官职，其核心职能是“主蛮夷降者”（《后汉书·百官志》），但在西域语境下，其管理对象既包括内附的游牧部落，也涵盖部分接受汉朝直接管辖的屯田区。

属国都尉的行政架构与中原都尉类似，但具有更强的自治性：其一，军事上，都尉统领“属国兵”（由内附部落精壮与汉军混合编成），负责辖区内的治安与边防；其二，民政上，都尉允许属国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仅派遣“丞”“司马”等汉官担任辅助，不直接干预其内部事务；其三，经济上，属国需向汉朝缴纳象征性贡赋（如马匹、皮毛），但可享受免税优惠，以鼓励内附。例如，敦煌属国都尉便负责管理小月氏等游牧部落，这些部落既保持“被发左衽”的习俗，又承担为汉军“当斥候”（侦察预警）的义务，成为汉廷与西域诸国之间的缓冲力量。

（二）城郭诸国：羁縻统治下的有限自治

对于天山南麓的“城郭诸国”（如龟兹、疏勒、于阗等），汉朝采取“羁縻统治”模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