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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圆柱壳非线性行波振动研究：理论建模与工程特性分析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工程意义

在现代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薄壁圆柱壳凭借其轻质高效的结构特性，成为航空航天、船舶工程以及机械装备中的核心承力构件。在航空发动机中，薄壁圆柱壳作为燃烧室和压气机的关键部件，需在高温、高压及高速旋转的极端工况下稳定运行；在深海潜水器中，其耐压壳体多采用薄壁圆柱壳结构，承受着巨大的水压。然而，当薄壁圆柱壳处于高速旋转、脉动载荷等复杂工况时，非线性行波振动问题便成为影响其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的关键因素。

在强激励作用下，薄壁圆柱壳会产生几何大变形，由此引发一系列复杂的非线性效应，如模态耦合、分岔失稳等。这些非线性效应会显著改变结构的振动特性，使得传统的线性理论难以准确描述其振动行为。以航空发动机叶片为例，在高速旋转时，叶片的薄壁圆柱壳结构会因离心力和气动载荷的作用而发生大变形，导致叶片的振动频率和模态发生变化，若不考虑这些非线性因素，可能会引发叶片的共振，进而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深入研究薄壁圆柱壳的非线性行波振动特性，构建包含材料与几何非线性的精细化分析模型，对于保障工程结构的安全稳定运行、提升装备性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针对薄壁圆柱壳的非线性行波振动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在理论建模方面，基于Sanders壳体理论与Donnell简化壳理论，考虑转动离心力、科氏力等因素，建立了振动微分方程。通过结合Galerkin法、多尺度法等数学方法，揭示了行波振动的幅频特性与内共振现象。如孙述鹏等人考虑由转动引起的科氏力、离心惯性力及环向初应力影响，利用Hamilton原理，建立了基于Sanders壳体理论的转动薄壁圆柱壳振动微分方程，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求解各种边界约束的转动薄壁圆柱壳行波振动响应的方法。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复杂边界条件下，如弹性约束、局部阻尼等，薄壁圆柱壳的非线性行为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实际工程中的结构往往受到多种边界条件的综合作用，这些复杂边界条件会对结构的振动特性产生显著影响。在多场耦合方面，流-固、热-固等多场耦合下的非线性行为研究还不够深入。例如，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薄壁圆柱壳同时受到高温燃气的热载荷和高速气流的流体力作用，这种多场耦合效应会使结构的振动行为更加复杂。此外，实验验证与数值模拟的精细化耦合方法也有待进一步优化，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二、非线性行波振动理论模型构建

（一）力学模型与基本假设

几何与材料非线性表征

在研究薄壁圆柱壳的非线性行波振动时，采用中厚壳理论是关键的第一步。中厚壳理论相较于薄壳理论，能够更全面地考虑壳体的结构特性，特别是在处理中厚壁结构时，其优势更为明显。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如航空发动机的燃烧室壳体，其壁厚与直径的比值处于中厚壳的范畴，此时采用中厚壳理论能更准确地描述其力学行为。

该理论充分考虑了壳体中面曲率变化所引起的几何非线性，这是因为在复杂工况下，薄壁圆柱壳会发生大位移变形，虽然应变仍保持在小应变范围内，但这种大位移会导致结构的几何形状发生显著改变，进而影响其力学性能。为了精确描述这种位移-应变关系，引入VonKármán大变形方程是一种有效的手段。VonKármán大变形方程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推导，将位移与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量化表达，使得我们能够在理论分析中准确地考虑几何非线性的影响。

材料非线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复合材料层合壳中，由于材料的各向异性以及不同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应力-应变关系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为了准确表征这种材料非线性，采用Mooney-Rivlin模型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选择。Mooney-Rivlin模型是一种非线性弹性本构模型，它通过引入多个材料参数，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复合材料在不同应力状态下的非线性应力-应变耦合效应。在航空航天领域中广泛应用的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层合壳，利用Mooney-Rivlin模型可以精确地分析其在复杂载荷下的力学性能，为结构的设计和优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动力学方程建立

基于Hamilton原理来构建薄壁圆柱壳的振动微分方程，为研究其动力学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Hamilton原理是分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原理，它从能量的角度出发，将系统的动能、势能以及外力做功进行综合考虑，通过变分运算得到系统的运动方程。

在构建振动微分方程时，充分考虑环向初应力、科氏惯性力、离心力等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在高速旋转的薄壁圆柱壳结构中，如涡轮发动机的叶片，环向初应力是由于叶片在制造和装配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应力以及高速旋转时的离心力作用而产生的；科氏惯性力则是由于叶片在旋转坐标系中的运动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