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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本《孙权劝学》课内外对比阅读

部编本语文教材入选的《孙权劝学》节选自《资治通鉴》，以其精炼的叙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启示意义，成为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经典篇目。然而，要真正领略其厚重内涵，仅局限于课内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将课内文本与相关课外材料进行对比阅读，不仅能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更能引导他们深入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文本主旨的多重意蕴以及经典叙事的艺术魅力。

一、课内文本的细读：对话张力与人物弧光

部编本所选《孙权劝学》篇幅短小，却字字珠玑。全文以对话为主，通过孙权、吕蒙、鲁肃三人之间的几番言语交锋，勾勒出吕蒙从“吴下阿蒙”到“非复吴下阿蒙”的转变轨迹。

孙权之“劝”，循循善诱与王者气象并存。面对吕蒙“军中多务”的托辞，孙权并未简单粗暴地斥责，而是以“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先消解其顾虑，再以“但当涉猎，见往事耳”阐明学习目的，继而用“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现身说法，层层递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其劝说之语，既有作为君主对臣下的期许与鞭策，亦不乏兄长般的关切与引导，尽显其政治智慧与人格魅力。

吕蒙之“学”，从“辞以军中多务”到“乃始就学”的转变，是故事的核心驱动力。这个转变虽未直接展开描写，但其结果却通过鲁肃的“大惊”与“拜蒙母，结友而别”得到了有力印证。“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吕蒙的这句感叹，不仅是对自身进步的自信，更是对孙权劝学成效的最好回应，完成了其“非复吴下阿蒙”的人物弧光。

鲁肃之“赞”，侧面烘托与价值肯定。鲁肃“与蒙论议”后的惊叹，以及“遂拜蒙母，结友而别”的行为，从旁观者的角度极大地强化了吕蒙学习之后的巨大变化，使得劝学的主题得到升华，也暗示了知识对于个人地位提升和人际格局拓展的重要性。

课内教学的重点在于疏通文意、把握人物形象、理解“开卷有益”“刮目相看”等核心主旨。然而，文本的精炼也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吕蒙究竟读了哪些书？他学习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其“才略”的长进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疑问，为课外对比阅读提供了天然的引子。

二、课外史料的印证与拓展：历史语境下的“劝学”深意

要全面理解“孙权劝学”这一事件，《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及其裴松之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将其与《资治通鉴》的记载进行对比，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历史叙事的选择性与侧重点。

1.劝学背景的补充与动机的深化：

《三国志·吕蒙传》载：“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这说明吕蒙早年确实文化水平不高，其“辞以军中多务”并非完全托辞，而是有一定现实基础。孙权的劝学，既有对吕蒙个人成长的期许，更有出于吴国社稷安危的深谋远虑。当时吴蜀联盟虽在，但其间亦有摩擦，曹魏虎视眈眈，孙权亟需吕蒙这样的勇将成长为兼具文武韬略的帅才。《资治通鉴》选取这一片段，更侧重于劝学事件本身的教育意义，而《三国志》的记载则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凸显了其政治军事层面的考量。

2.吕蒙学习过程与成效的具象化：

《孙权劝学》中“蒙乃始就学”一句简略带过，而《江表传》（裴松之注引）则提供了更为生动的细节：“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这段记载不仅丰富了孙权劝学的具体内容，明确了推荐书目（多为兵书、史书），更重要的是点出了吕蒙学习的“笃志不倦”及其成效的显著——“其所览见，旧儒不胜”。这就为课内文本中“非复吴下阿蒙”提供了坚实的佐证，让我们对吕蒙的“就学”有了更具体的感知，其转变也更具说服力。

3.“刮目相待”的完整叙事：

课内文本中鲁肃与吕蒙的对话及“结友而别”的结局，在《三国志·吕蒙传》中亦有记载，但《江表传》的描述更为详尽：“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里的“常欲受屈”生动地描绘了鲁肃在论议中屡屡被吕蒙的才学所折服的情景，使得“刮目相待”的赞叹更具分量，也让我们看到吕蒙学习后在实际论辩和谋略上的飞跃。

三、对比阅读的启示：从“劝学”到“为学”的普世价值

通过课内《孙权劝学》与《三国志》等课外史料的对比阅读，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方面的深刻启示：

1.历史人物的多面性：

课内文本塑造了孙权善劝、吕蒙肯学、鲁肃善识的鲜明形象。课外史料的补充，则让这些人物更加丰满。孙权不仅是善于纳谏的君主，更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