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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及其价值

一、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动因

（一）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现实驱动

步入20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令人忧心的“道德滑坡”现象，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从个人层面来看，诚信缺失问题愈发严重，虚假广告、学术造假、商业欺诈等行为屡见不鲜，严重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在人际交往中，责任意识淡薄，人们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对他人的困难和社会的需求漠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盛行。公德心弱化也是一个突出问题，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破坏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形象和公共秩序。

传统规范伦理学主要侧重于制定行为规则，试图通过明确的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然而，在面对“道德冷漠”与“人格异化”等深层次问题时，这种侧重于外在行为规范的伦理学显得力不从心。在小悦悦事件中，18名路人对被车碾压的小悦悦视而不见，径直走过，这一事件深刻反映出道德冷漠的严峻现实。即使有明确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见义勇为，但在现实情境中，人们却因各种原因未能践行这些规范，这表明单纯的行为规则难以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责任感。

在道德教育实践领域，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采用单纯的规范灌输方式，向学生传授各种道德规范和准则。然而，这种教育方式往往忽视了学生的内心体验和道德品格的培养，导致学生虽然知晓道德规范，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将其转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面对复杂的道德情境，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无法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这些现实问题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伦理学的发展方向，将目光投向以“人”为核心的德性伦理传统，希望从“行为规范”向“品格塑造”转变，实现伦理重构，以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

（二）规范伦理学的理论局限与德性伦理的复归逻辑

功利主义以行为的结果是否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判断行为正确性的标准，义务论则强调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依据的是普遍的道德法则和义务。然而，这两种规范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了明显的局限性。

在复杂的道德情境中，规范伦理学的规则普适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面临是否应该对绝症患者隐瞒病情的抉择时，功利主义可能会认为隐瞒病情能让患者在有限的时间里保持乐观，实现最大幸福，从而支持隐瞒；而义务论则可能基于诚实的道德义务，主张如实告知患者病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表明，普适性的规则难以应对具体情境中的道德复杂性，无法为人们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导。

规范伦理学也难以解释“善的目的”与“道德动机”之间的内在关联。功利主义关注行为的结果，即行为所带来的功利和幸福，却忽略了行为背后的动机。一个人可能出于自私的动机去帮助他人，但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只要行为结果是好的，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这显然与我们对道德的直觉理解不符。义务论虽然强调行为的正当性基于道德法则，但对于道德法则背后的善的目的缺乏深入探讨，使得道德行为显得抽象和空洞。

麦金太尔等学者深刻地指出，规范伦理学的“祛历史化”是其理论失效的重要原因。规范伦理学往往脱离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试图构建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理论。然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脱离历史和文化的道德理论缺乏坚实的根基，无法为道德合理性提供有效的论证。

与之相对，德性伦理以“共同体传统”为根基，强调美德是实现内在善的实践方式。在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中，人们共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传统，这些传统塑造了人们的道德品格和行为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内在的品质，是通过习惯和实践培养起来的，它能够使人们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实现幸福和至善的生活。德性伦理关注道德主体的内在品质和道德动机，强调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培养和践行美德，这种理论视角为解决现代道德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德性伦理学复兴的主要表现：从传统回归到当代创新

（一）理论范式的转向：从“行为中心”到“行为者中心”

1.核心问题的转换

传统规范伦理学以“行为”为核心，其核心问题聚焦于“我应当做什么”，致力于为人们的行为制定明确的规则和准则，以判断行为的对错。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规范伦理学通过规定诸如“诚实守信”“尊重他人”等具体行为准则，来指导人们的行为。然而，这种伦理学往往忽视了行为背后的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和道德动机。

德性伦理学则将核心问题转变为“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强调德性作为个体卓越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统一于幸福生活的实践。“理智德性”包括智慧、理解、明智等，是通过教导和学习获得的，它使人们能够正确地思考和判断。“伦理德性”则是通过习惯养成的，如勇敢、节制、正义等，它使人们在行为中表现出良好的品德。一个勇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