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意义.docxVIP

宋代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意义

两宋三百余年间，见于史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四百次，从川蜀的王小波、李顺到江南的方腊，从湖湘的钟相、杨幺到闽粤的陈峒，这些起义如星火燎原，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兴衰脉络。与秦汉“伐无道诛暴秦”、隋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起义不同，宋代农民起义的口号里首次出现了“均贫富”“等贵贱”的明确诉求，斗争矛头直指财富分配与阶级差异。要理解这些起义为何集中爆发，又为何呈现出独特的历史特征，需从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说起。

一、宋代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多重压迫下的生存绝境

（一）经济根源：土地兼并与赋税苛重的双重绞杀

中国古代农民的核心诉求始终围绕“土地”展开，宋代却推行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特殊政策。自中唐均田制瓦解后，土地买卖逐渐合法化，到了宋代，官僚、豪强、寺观通过“典卖”“强占”“请射”等手段疯狂圈地。史载北宋中期，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官户、形势户（地方豪强），占据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而占人口六成的自耕农，实际拥有的土地不足一成。更残酷的是，土地兼并并未因王朝更迭而缓解——南宋初年，秦桧一家占田“数万亩”，大将张俊的田产“岁收租米六十万斛”，相当于十万农户一年的口粮。

土地集中直接导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但真正压垮农民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赋税体系。宋代赋税分“正税”与“杂税”，正税是夏秋两季的“两税法”，看似按田亩征收，实则豪强通过“诡名挟佃”“飞洒田亩”等手段隐匿田产，将税负转嫁到自耕农身上。杂税更是名目繁多：“支移”要求农民自己将粮食运到边境，往返数百里的脚力钱远超粮价；“折变”把实物税折成现钱，官府随意定价，丰年谷贱时农民卖十石粮才能完税；“和买”“和籴”名义上是公平交易，实则“不支价钱，白行科取”，连司马光都感慨“民间所输，较旧数不啻三倍”。

货币经济的发展原本是宋代的亮点，却成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另一块石头。北宋每年铸铜钱百万贯，仍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钱荒”导致“谷贱伤农”。农民收获时急着卖粮换钱完税，粮价被压到成本价以下；青黄不接时又得借高利贷买粮，利率高达百分之百甚至更多。江西一带曾流传民谣：“春借一斗粟，秋还三斗米；秋还三斗米，春卖半亩田。”半亩田卖完，就只能给地主当佃户，而佃农的地租普遍是“主客分收”，即收成的五成到七成归地主，遇上灾年还要“加租”“夺佃”。

（二）政治根源：官僚腐败与基层失序的系统性崩溃

经济剥削的背后，是政治制度的全面失效。宋代官僚体系号称“重文抑武”“分权制衡”，实际却滋生出空前的腐败。官员任期短则数月，长不过三两年，形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腐生态。地方官上任后，首先要“理旧债”——为了谋得职位，他们往往向京官行贿“公使钱”；其次要“攒新资”——通过征收“羡余”（超额赋税）向上级表功。至于民生疾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戒石铭，在现实中不过是块刻字的石头。

比“官贪”更可怕的是“吏横”。宋代实行“官与吏分途”，官员多是科举出身的文人，不熟悉具体政务，实际办事的是世袭的胥吏。这些“刀笔小吏”把持着户籍、赋税、诉讼等关键事务，盘剥手段令人发指：征收赋税时，他们私改簿册，“小民有田三亩，而文书作十亩”；处理诉讼时，“有理无钱莫进来”，连范仲淹都见过“贫者举家受刑，富者满意而归”的荒诞景象。更绝的是“摊逃”——某户农民逃亡后，官府不仅不减免其赋税，反而将逃户的税负摊派给邻里，导致“一人逃而举家及邻人共偿之，牵联既广，逃者愈多”的恶性循环。

基层治理的失效还体现在“保甲法”的异化。原本用于“防盗贼、备戎狄”的保甲制度，到了地方上成了压迫工具。保长、甲头由富户担任，他们借催税之名，“持杖入民家，鸡豚狗彘，搜索无遗；斧锯刀锥，劫取皆尽”。湖南地区曾发生这样的事：某甲头催税时，见农户家只有老妇和病儿，竟将病儿扔进水缸逼老妇借钱，最终导致母子投河自尽。类似的惨剧不断上演，农民们“欲守田业而租税太重，欲离乡井而生路已绝”，除了揭竿而起，再无他法。

（三）军事根源：冗兵政策与边患压力的叠加转嫁

宋代“积贫积弱”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源于“冗兵”问题。为防止武将专权，宋太祖定下“养兵弥乱”的国策，每逢灾年就招募流民入伍，军队数量从开国时的20万激增到仁宗朝的125万。养兵成本占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这些军费从何而来？最终还是落到农民头上——“身丁钱”“免役钱”“青苗钱”等新税目，本质上都是“养兵税”。

边患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负担。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蒙古对抗，战争期间的“括田”“征役”“借粮”让农民苦不堪言。宋辽战争时，河北地区“丁壮尽于转输，膏血竭于犒赏”，十户人家中九户破产；宋金战争期间，江淮一带“民被征发，不暇耕耨，禾稼蹂践，牛畜驱掠，无复遗种”。更讽刺的是，军队战斗力却因“更戍法”（将领频繁调换）、“将从中御”（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