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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履行中的法律风险

引言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借款行为是连接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的重要桥梁。无论是个人之间的小额借贷，还是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大额融资，借款合同都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载体。然而，合同的签订仅意味着法律关系的建立，真正的风险往往隐藏在履行过程中——从款项支付到利息计算，从还款凭证留存到担保物处置，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纠纷，甚至导致债权人“钱债两空”或债务人“额外担责”。本文将围绕借款合同履行中的法律风险展开系统分析，通过梳理常见问题、结合法律规定与实务案例，为参与者提供风险识别与防范的参考。

一、合同条款缺陷引发的履行风险

借款合同的履行以合同条款为基础，若条款本身存在缺陷，后续履行将失去明确依据，甚至直接导致权利义务失衡。这一风险贯穿合同履行全程，是许多纠纷的根源所在。

（一）主要条款缺失或约定不明确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八条，借款合同一般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实践中，大量纠纷源于这些核心条款的缺失或模糊。例如，部分出借人仅以“借条”形式约定“今借到某某10万元”，未写明还款期限，看似简化了流程，却为后续催款埋下隐患——若债务人长期拖延，出借人可能因无法证明“合理催告期”而难以主张权利。再如，利率约定不明确的情况，有的合同仅写“按市场利率计算”，但“市场利率”无统一标准，一旦涉诉，法院可能按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或认定为无息借贷，导致出借人预期收益落空。

（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条款

部分合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这类条款自始无效，反而会加重风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LPR四倍的，超过部分法院不予支持。若合同约定“月息5分”（即年利率60%），超出部分不仅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追偿，还可能被法院认定为“高利贷”，影响整个合同的合法性评价。此外，预先扣除利息（即“砍头息”）的约定也属无效，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七十条，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否则实际借款金额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若出借人按“虚高本金”主张还款，可能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三）权利义务失衡条款

部分强势方（如金融机构）可能利用优势地位设置“霸王条款”，看似对己方有利，实则可能因显失公平被撤销，或因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而无效。例如，某贷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还款的，需按日支付借款总额3%的违约金”，这一标准远高于实际损失（通常以LPR的1.5倍为参考），若借款人主张调整，法院可能大幅降低违约金数额。再如，有的合同约定“出借人有权单方变更还款期限且无需通知借款人”，此类条款因排除了借款人的知情权和协商权，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导致出借人变更行为不具法律效力。

二、履行行为不规范引发的风险

合同条款再完善，若履行过程中行为不规范，仍可能使权利无法实现。从款项支付方式到还款凭证留存，每一个操作细节都需符合法律要求。

（一）款项支付方式不当

实践中，现金支付与转账支付的法律后果差异显著。现金支付虽便捷，但缺乏资金流转痕迹，若借款人否认收到款项，出借人需提供其他证据（如在场证人、录音录像）证明交付事实，否则可能因“举证不能”败诉。相比之下，银行转账或电子支付（如微信、支付宝）能留下明确的交易记录，但若未备注“借款”用途，仍可能被借款人辩称是“赠与”或“还款”。例如，出借人通过微信转账时仅备注“资金周转”，借款人可能主张该笔款项是双方合作的投资款，此时出借人需额外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增加了维权成本。

（二）还款凭证留存不足

还款是借款人的核心义务，但许多纠纷源于“钱还了但没凭证”。例如，借款人通过现金还款后未索要收条，出借人可能否认收到款项并再次起诉；或通过转账还款时未备注“还某笔借款”，若双方存在多笔借贷，可能因无法对应具体债务导致“还款”被认定为其他用途。更常见的是，部分借款人通过第三方账户还款（如让亲友代付），但未与出借人书面确认代付关系，出借人可能以“未收到本人还款”为由继续追讨。此外，若借款合同约定“需通过指定账户还款”，借款人却通过其他账户支付，可能被认定为未履行还款义务，需再次还款。

（三）利息支付与计算错误

利息计算是借款合同履行的关键环节，常见风险包括：一是逾期利息与约定利息叠加超法定上限。例如，合同约定“正常利息月息2分，逾期后加收50%罚息”，若正常利息已接近LPR四倍，叠加罚息后可能超过法定上限，超出部分不受保护。二是复利计算无依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若前期利率未超过LPR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本金；但超出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本金。若合同未明确约定“利滚利”且前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