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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的阴阳合同

明星的阴阳合同，是指在演艺交易中，合同双方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内容不同的合同。其中一份是对外公开的“阳合同”，金额通常较低，用于向税务部门备案和申报纳税；另一份则是私下持有的“阴合同”，记录着真实的交易金额，是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以虚假合同掩盖真实收入，从而达到逃避国家税收的目的。从法律层面来看，阳合同因未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以规避税收为目的，通常会被认定为无效；阴合同虽然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愿，但如果涉及违法逃税，同样会因内容违法而失去法律效力。

2018年，演员范冰冰在电影《大轰炸》剧组拍摄过程中，实际取得片酬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已经申报纳税，其余2000万元以拆分合同的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合计730万元。此外，还查出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元。最终，范冰冰及其关联企业被追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约8.83亿元。这一事件成为影视行业税务整顿的导火索，引发了全行业对阴阳合同问题的高度关注。2021年，演员郑爽因主演电视剧《倩女幽魂》被曝光签订阴阳合同，与制片人约定的1.6亿元片酬实际取得1.56亿元，通过拆分合同、设立“掩护公司”等方式隐匿收入，偷税4302.7万元，其他少缴税款1617.78万元，最终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同年，网络主播薇娅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雪梨、林珊珊等网络主播也因类似手段分别被处罚款6555.31万元和2767.25万元。2022年，演员邓伦因2019-2020年少缴个人所得税被追缴税款及罚款1.06亿元。这些案例不仅揭示了阴阳合同在文娱领域的普遍性，更反映出高收入群体通过复杂手段逃避纳税义务的严重问题。

阴阳合同的盛行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多维度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层面，它直接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明星通过拆分合同、虚构交易等方式隐匿真实收入，使得本应上缴国家的税款被非法侵占，损害了公共财政的完整性。同时，天价片酬与阴阳合同相互助长，部分明星的单集片酬甚至高达数百万元，挤占了制作成本中的其他投入，导致影视作品质量下降，出现“重演员轻制作”的畸形现象。在市场秩序方面，阴阳合同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一些制作方为了争夺明星资源，不惜通过签订阴阳合同来满足其不合理的报酬要求，而那些坚持合规经营的企业则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此外，阴阳合同还催生了行业内的灰色产业链，包括空壳公司、虚假发票、资金拆借等配套手段，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和不透明。在社会层面，这种行为严重冲击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当普通工薪阶层依法纳税、承担社会责任时，高收入的明星却通过非法手段逃避纳税义务，这种鲜明对比极易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损害社会公信力。

针对明星阴阳合同问题，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政策法规。2018年6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202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将签订“阴阳合同”明确列为逃税手段之一，规定纳税人以签订“阴阳合同”等形式隐匿或者以他人名义分解收入、财产的，应当认定为刑法中的“欺骗、隐瞒手段”。该解释还提高了逃税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分别调整为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逃税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在技术层面，金税四期系统的全面推广实现了对税收数据的实时监控和智能分析，能够通过比对银行流水、发票信息、社保记录、平台交易数据等多维度信息，精准识别拆分收入、虚构业务等逃税行为。同时，《互联网平台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电商、直播、游戏等平台定期上报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使得明星和网红的收入更加透明，大大降低了阴阳合同的操作空间。

明星阴阳合同事件的曝光，往往会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反响。公众普遍对这种违法行为表示愤慨，认为明星作为高收入群体和公众人物，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依法纳税是其基本义务，而不是通过非法手段中饱私囊。社交媒体上，网友们常常将明星的天价片酬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进行对比，质疑其收入的合理性和税收的公平性。例如，郑爽日薪208万元的消息曝光后，“普通人几辈子赚不到明星一天收入”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了关于收入分配不均的广泛讨论。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新京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强调依法纳税的重要性，呼吁加强对影视行业的监管，推动社会公平。专家学者也从法律、经济、社会等多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