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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拖延签合同

在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时代，合同曾是恒大扩张版图的重要工具——从土地出让协议到建筑工程合同，从购房合同到融资协议，这些文件构筑起这家千亿房企的商业帝国。然而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合同的性质悄然转变：从合作共赢的契约，变成了被刻意拖延的“缓冲垫”。无论是与供应商的工程款结算协议、与购房者的交房补充合同，还是与债权人的债务重组协议，恒大对合同签署的持续拖延，正在将一场企业危机演变为波及数十万家庭的社会问题。

清盘聆讯延期背后的合同困局

2024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一纸公告将恒大清盘聆讯推迟至2025年2月，这已是该程序第三次延期。表面看，延期是为清盘人“争取资产处置时间”，实则暴露了恒大在合同履约上的系统性瘫痪。清盘人介入后发现，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的合同状态呈现“三重割裂”：30%的合同已实质性违约但未终止，45%处于“签署停滞”状态，25%存在条款篡改痕迹。以某建筑集团为例，其与恒大签订的3个项目施工合同总金额达58亿元，2023年工程停工后，恒大既不签署补充协议明确复工时间，也不配合解除合同进行结算，导致该企业2000余名工人无法获得欠薪，设备租赁费用持续累积。

这种拖延策略在债务重组中更为明显。2023年恒大曾提出境外债务重组方案，承诺将2.38万亿元债务转为新债券或股权，但始终拒绝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重组协议。债权人代表透露，恒大在谈判中反复修改关键条款：先是将债券利率从5%降至2%，继而要求延长免息期至5年，最终甚至提出“以恒大汽车股权抵偿债务”——而该公司当时已因引战失败陷入停产。截至2025年9月，这场涉及170家金融机构的债务重组仍未签署任何正式文件，债权人回收率预期从最初的30%跌至不足10%。

供应商：从“垫资伙伴”到“债务人质”

在恒大的商业链条中，供应商曾是最紧密的合作者，如今却成了合同拖延的直接受害者。建筑商南通三建的遭遇颇具代表性：2021年承接的恒大某文旅城项目，工程完成量达85%时被要求停工，涉及未结算工程款360亿元。两年来，南通三建多次致函要求签署结算协议，但恒大始终以“审计流程未完成”为由拖延。更讽刺的是，双方2020年签订的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工程停工60日内须完成结算”，但恒大通过单方面发送“补充说明函”的方式，将结算期限无限期延长。这种“签而不认”的操作，导致南通三建资金链断裂，2024年被迫裁员2万人，上下游50余家分包商跟着陷入破产危机。

中小供应商的处境更为艰难。某建材商负责人展示的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恒大采购部门曾承诺“签署以房抵债协议”，用60套未交付房源抵扣8000万元货款。但当该企业按要求清空库存、配合办理手续后，恒大突然以“房源已抵押”为由搁置协议签署，既不支付货款也不交付房屋。这种“口头承诺+实际拖延”的模式，在恒大与供应商的往来中已成常态。据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25年6月，仅广东省就有超3000家建材、装修企业被恒大拖欠款项，涉及未签署结算合同金额达1200亿元。这些企业大多面临“两难选择”：起诉意味着彻底失去回款可能，等待则要持续承担资金成本，最终陷入“不签合同等死，签了合同找死”的困局。

购房者：从“业主”到“债权人”的身份异化

对70万已购房却未收房的业主而言，购房合同正从“权利凭证”变成“空头支票”。2021年购买恒大某省会城市项目的王女士，至今仍住在出租屋里。她的购房合同约定2023年12月交房，但项目2022年停工后，恒大从未主动联系业主签署延期交房协议。当业主集体维权时，恒大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签署债务置换协议”——将已付房款转为“无抵押债权”，优先级低于银行按揭贷款。这种协议本质上是将购房者从“物权人”降格为“普通债权人”，但即便如此，恒大仍以“系统升级”“领导审批”等理由拖延协议签署，导致600余名业主既拿不到房，也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强制退房。

更隐蔽的合同陷阱存在于“保交楼”承诺中。2025年3月，房企债务重组新规要求“优先保障购房者权益”，恒大随即推出“复工承诺书”，声称全国677个项目中已有42%复工。但购房者发现，所谓“复工”仅是象征性施工，合同中承诺的“2025年底交付率达60%”根本无法兑现。某烂尾楼业主委员会成员透露，恒大要求业主签署“自愿放弃违约金”的补充协议，才允许接入监管账户资金用于复工。这种“以合同换权益”的捆绑操作，让购房者陷入荒诞循环：不签协议，房子永远烂尾；签了协议，不仅拿不到赔偿，还要承担后续可能的风险。截至2025年9月，该项目仅15%的业主签署协议，其余人仍在等待一份能真正保障权益的合同。

拖延的本质：用时间换空间的债务转移

深入剖析恒大的合同拖延策略，可见其背后的精密算计。在法律层面，通过拖延签署结算合同，恒大成功将供应商的“债权请求权”转化为“自然债权”，部分债务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无需偿还；在财务层面，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