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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网络安全规则体系的中国参与策略

引言

在数字技术与全球治理深度交织的今天，网络空间已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疆域”，其安全问题跨越国界、涉及多领域，既关乎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也影响全球公共福祉。国际网络安全规则体系作为规范各国网络行为、协调利益诉求的核心框架，正面临规则碎片化、标准冲突化、治理失衡化等多重挑战。中国作为网络大国，网民规模、数字经济总量均居世界前列，既是网络安全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也是规则体系构建的关键参与者。如何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推动国际规则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的核心命题。本文将从国际规则体系的现状与挑战出发，系统分析中国参与的基础条件，进而提出分层次、多维度的参与策略。

一、国际网络安全规则体系的现状与挑战

（一）规则体系的碎片化特征显著

当前国际网络安全规则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框架，呈现“多轨并行、各有侧重”的格局。联合国框架下，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原则被广泛认可，但具体规则多停留在政治宣言层面，如《信息安全问题政府专家组报告》虽提出“负责任国家行为”的核心准则，却缺乏约束力；区域组织层面，欧盟通过《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形成了严格的区域规则，但因其高门槛特性，难以被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行业组织与技术联盟则通过技术标准主导规则制定，例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对域名系统的管理、国际电信联盟（ITU）对网络技术标准的制定，虽推动了技术发展，却也因“技术霸权”倾向引发争议。这种碎片化导致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攻击溯源等核心问题上缺乏共识，甚至出现“规则对抗”现象。

（二）主导权争夺加剧治理失衡

网络安全规则的制定本质上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部分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和先发地位，试图将自身标准包装为“国际规则”，强化对全球网络空间的控制。例如，有的国家以“网络自由”为名推行“价值观外交”，将网络安全与意识形态挂钩；有的国家通过“长臂管辖”法律（如数据领域的《云法案》），要求本国企业配合其获取全球数据，实质是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还有的国家利用技术垄断地位，在5G、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设置排他性标准，阻碍其他国家技术发展。这种“规则霸权”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失语”，难以维护自身网络主权与发展权益。

（三）新兴技术带来的规则滞后性凸显

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指数级扩散”特征。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用于自动化网络攻击，量子计算可能破解现有加密体系，物联网设备的海量连接扩大了攻击面。然而，现有规则体系对这些新兴风险的覆盖不足：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缺乏关于算法透明度、伦理边界的全球共识；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各国对“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的定义差异显著，导致合规成本高企；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领域，对“攻击”与“防御”的界定模糊，易引发误判与冲突。规则滞后不仅削弱了治理效能，更可能放大技术滥用带来的全球性风险。

二、中国参与国际网络安全规则体系的基础条件

（一）实践经验积累：本土治理的成功探索

中国在网络安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独特模式，为参与国际规则提供了实践支撑。一方面，通过《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体系，构建了涵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数据分类分级、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依托“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撑队伍”等机制，形成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中国方案”。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中国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制度，既保障了数据安全，又为跨境数据流动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这种平衡思路对全球规则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二）理念引领优势：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内核

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共同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为核心，为国际规则体系注入了新的价值导向。这一理念强调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反对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与部分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技术霸权”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中，中国积极推动将“不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损害他国关键基础设施”“不支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恶意网络活动”等主张纳入成果文件，得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为规则体系注入了“发展中国家视角”。

（三）技术与产业支撑：数字经济的规模优势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5G基站数量、工业互联网连接设备数等关键指标全球领先，为参与规则制定提供了技术与产业基础。在5G安全领域，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电信联盟（ITU）、第三代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