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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在政治与审美之间的双重变奏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定义与历史语境

（一）概念界定与时间范畴

“十七年文学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一段特殊时期的产物，其时间跨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这十七年是新中国文学的奠基阶段，文学批评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它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文学评价活动，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紧密围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代主题，对文学创作进行分析、评判与引导。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以服务于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宗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意义，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下，构建起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方向与审美取向，也为后续的文学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二）历史语境与理论渊源

政治语境：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文化领域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需要进行全面整合，以适应新的政治格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它确立了文学为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求文学紧密配合政治斗争和社会建设，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鼓舞人民群众投身于国家建设的热情。这使得文学批评成为传达政治理念、规范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文学批评家们依据这一政治导向，对文学作品进行筛选、评价，推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的传播，抑制与主流不符的创作倾向。

理论资源：苏联现实主义批评理论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苏联批评家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主张文学的典型化原则，认为文学作品应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些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中国传统文论向来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文以载道”思想贯穿千年，强调文学要承载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理念。两者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要求文学作品不仅要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还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精神，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主题表达上，突出阶级性，展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建设热情，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文学的政治宣传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统一。

二、“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核心特征

（一）政治主导下的批评逻辑

科学理性与政治异化的双重变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为批评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阶级分析法被广泛运用于解读文学作品，试图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角度揭示作品的深层内涵与时代意义，这种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批评家深入理解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如对一些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进行剖析时，能清晰展现出不同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这种理性分析逐渐被过度的政治功利性所扭曲。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为例，这部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对夫妇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与磨合，展现了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但在批评中，它却被无端地上升到“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政治定性高度，批评者完全忽视了其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上的艺术价值，将作品中的日常琐事与政治立场简单挂钩，使得艺术规律被政治话语无情地遮蔽，文学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阶级属性的绝对强化：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对人物形象的阶级属性进行了绝对化的强化，将人物简化为单纯的阶级符号。在正面人物塑造上，追求“高大全”的完美形象，以《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为例，他被塑造成具有坚定革命意志、英勇无畏精神和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英雄，几乎集合了无产阶级的所有优秀品质，成为了一个理想化的革命符号。而反面人物则被赋予腐朽、反动的阶级本质，他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念都被描绘成与无产阶级截然对立，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批评模式，极大地限制了文学作品对人性复杂性的展现，使得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和真实感，文学作品沦为了简单的阶级宣传工具。

矛盾的非审美化处理：“十七年文学批评”将社会矛盾直接等同于阶级矛盾，把文学作品中丰富多样的情感冲突、人性的复杂纠葛都纳入到政治斗争的单一框架之中。如在对《创业史》的批评中，梁生宝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他在面对合作化运动时的种种心理活动，本应是个体在社会变革中对自身价值、理想追求的内在博弈，但批评者却将其片面地解读为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忽略了人物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发展，这种非审美化的处理方式，使得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被简单化、政治化，无法展现出文学独特的审美魅力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

（二）审美主体性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