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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订立中重大误解认定

引言

合同作为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重要载体，其效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益的实现与交易秩序的稳定。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因一方或双方对合同内容产生误解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其中“重大误解”作为可撤销合同的法定事由之一，既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也是平衡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的关键节点。正确认定重大误解，不仅关乎个案中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更对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缔约行为、维护合同效力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围绕重大误解的法律基础、构成要件、认定难点及司法实践考量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准确把握这一法律概念提供参考。

一、重大误解的法律基础与核心内涵

（一）法律规范的演进与界定

我国关于重大误解的法律规定历经多次调整，最终在《民法典》中形成了体系化表述。早期《民法通则》第59条将“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并列作为可撤销民事行为的事由，《合同法》延续了这一框架但未对“重大误解”作出明确定义。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一规定在保留撤销权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逐步明确了“重大误解”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

（二）与一般误解的本质区分

理解“重大误解”需首先明确其与“一般误解”的界限。一般误解是指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轻微偏差认识，如对标的物颜色、包装等非核心要素的误判，此类误解通常不会影响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也不会导致权利义务明显失衡。而重大误解的“重大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误解内容须涉及合同的“主要条款”或“基础事实”，例如对标的物性质（如将赝品误认为真品）、交易对象（如将普通商家误认为专业机构）、价格（如将“万元”误写为“千元”）的错误认识；其二，误解的后果须与当事人真实意思“严重相悖”，即若当事人知悉真实情况，根本不会订立该合同或会以完全不同的条件订立合同。例如，购房者因开发商宣传误将“商业用地”认作“住宅用地”而签订购房合同，此类误解直接影响居住权的实现，属于典型的重大误解。

二、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从理论到实践的展开

（一）误解的主体：须为合同一方或双方的“行为人”

重大误解的主体是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即合同的缔约方。实践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形：单方误解与双方误解。单方误解是指仅一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产生错误认识，如出卖人误将“古董仿制品”标为“真品”出售，买受人基于对出卖人专业身份的信赖而购买；双方误解则是双方对同一事实产生相同错误认识，例如买卖双方均将“工业废料”误认为“可回收资源”而订立买卖合同。需注意的是，无论单方还是双方误解，均需满足“重大性”要求，若仅为一方的非核心误解（如买受人误解出卖人姓名），则不构成重大误解。

（二）误解的内容：须指向合同的“基础事实”或“主要条款”

误解的内容是认定重大误解的关键要素。根据司法实践，以下几类内容的误解通常被认定为“基础事实”：

行为性质的误解：即对法律行为本身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例如，将“赠与合同”误认为“借款合同”，或把“租赁合同”误认为“买卖合同”。此类误解直接改变了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性质，若按原合同履行将导致完全违背真实意思的后果。

交易对象的误解：主要指对合同相对方主体资格或特定身份的错误认识。例如，患者因医院宣传误将“实习医生”认作“专家医生”而接受手术，或投资者因对方虚假资质证明误将“普通公司”认作“金融机构”而签订理财合同。需注意的是，若交易对象的身份与合同目的无直接关联（如买受人误解出卖人姓名），则不构成重大误解。

标的物的误解：这是实践中最常见的类型，包括对标的物品种（如将“人造钻石”误认为“天然钻石”）、质量（如将“二级品”误认为“一级品”）、规格（如将“500克装”误认为“1000克装”）、数量（如将“100件”误写为“1000件”）的误解。例如，某企业采购设备时，因供应商参数标注错误，将“每小时处理5吨”的设备误认为“每小时处理50吨”，此类误解直接影响企业生产计划，属于重大误解。

价格或报酬的误解：主要指对合同价款的计算方式或金额产生错误。例如，卖方因系统故障将“单价1000元”标为“100元”，买方基于标价签订大额订单；或服务合同中，双方对“按次收费”与“按月收费”产生歧义，导致费用差距数倍。此类误解若导致当事人经济利益显著失衡，通常会被认定为重大误解。

（三）误解的“重大性”：须达到“足以影响缔约决策”的程度

“重大性”是区分重大误解与一般误解的核心标准。判断是否“重大”需从主客观两个维度综合考量：

主观维度：需考察误解是否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严重背离。例如，买受人购买古董的目的是收藏，若因误解购买了毫无收藏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