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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代地方豪族研究

引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社会结构在唐宋变革的浪潮中经历了深刻转型。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唐代的世家大族不同，宋代地方豪族作为新兴的基层社会力量，既延续了传统宗族组织的某些特征，又因科举制普及、土地私有制深化、中央集权强化等时代背景，形成了独特的生存逻辑与社会功能。他们活跃于乡村与城镇之间，既是地方经济的主导者、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连接纽带。深入研究宋代地方豪族，不仅能揭示唐宋社会转型的微观机制，更能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模式提供关键视角。

一、宋代地方豪族的形成背景与界定

（一）历史转型中的社会土壤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宋代地方豪族形成的根本背景。唐代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瓦解、两税法推行，土地私有制取代了国家授田制，“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土地流转格局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土地的长期垄断。与此同时，科举制在宋代进一步完善，“取士不问家世”的原则削弱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的阶层固化，传统门阀因失去选官特权逐渐衰落。但社会流动的加剧并未消解地方势力，反而催生了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宗族为核心、以科举入仕为进阶路径的新型地方豪族。

（二）概念界定与核心特征

宋代地方豪族是指在特定地域内拥有稳定经济基础、较强社会影响力及一定政治参与能力的宗族群体。其核心特征区别于前代：其一，非世袭性。不同于魏晋门阀通过谱牒世系垄断政治资源，宋代豪族的地位更多依赖科举入仕、商业经营等动态积累；其二，地域性。势力范围集中于州、县甚至乡、里，与中央权贵形成“地方-中央”的双向互动；其三，功能性。既承担地方公益（如建桥修路、赈灾济贫），也可能干预基层行政（如赋税征收、纠纷调解）。例如，两浙路某吕氏家族，通过经营茶园与海外贸易积累财富，三代中出进士5人，同时在乡里设立义学、管理社仓，成为典型的地方豪族代表。

二、宋代地方豪族的生存基础与表现形态

（一）经济基础：土地、商业与多元产业

经济实力是地方豪族存续的根本。宋代“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土地集中成为趋势，豪族通过购买、典卖、继承等方式积累大量田产。如江南地区某陈氏家族，史载其“有田跨三县，岁收租谷十万石”，仅地租收入即可支撑家族日常开销与教育投入。除土地外，豪族普遍参与商业活动：或经营茶盐酒等专卖商品（通过获得官方许可），或投资海外贸易（如福建沿海豪族参与瓷器、丝绸出口），或控制本地市场（如开设当铺、米行）。部分豪族还涉足手工业，如江西豪族经营瓷窑，既保障家族收入，又通过雇佣劳动力扩大地方影响力。

（二）社会网络：宗族组织与乡党联结

宗族是豪族凝聚力量的核心载体。宋代宗族制度在经历唐末战乱后得以重构，豪族通过修族谱、建祠堂、设义庄等方式强化内部认同。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即是典型：通过购置“义田”，以田租收入赡养族中贫困成员、资助子弟读书，这种“敬宗收族”的实践被许多豪族效仿。此外，豪族注重与乡党（同乡士绅、富户）的联结，通过联姻、结社（如诗社、文会）、共同参与地方事务（如修志、办庙会）扩大影响力。例如，四川某杨氏家族与当地三个进士家族世代联姻，形成“婚姻连州”的地方势力网络。

（三）政治参与：科举入仕与基层治理

政治参与是豪族提升地位的关键路径。宋代科举取士规模扩大（平均每年取士人数是唐代的5倍），为豪族子弟提供了“由富而贵”的通道。据统计，北宋中后期约60%的进士来自地方豪族家庭，他们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后，又反哺家族——或利用职权为家族争取商业便利（如获得茶引），或为乡里争取政策支持（如减免赋税）。同时，豪族深度参与基层治理：部分成员担任里正、户长等职（虽为职役但实际掌握基层权力），负责赋税征收、户口统计；更多豪族通过“乡约”“社仓”等民间组织间接影响地方事务，例如主持制定乡规民约调解纠纷，管理社仓储备应对灾荒，实际上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

（四）文化特质：家学传承与教化实践

文化优势是豪族维持地位的隐性资本。许多豪族重视家学传承，设立族塾、聘请名师，形成“诗书传家”的传统。如福建建阳某刘氏家族，世代以刻书、卖书为业，家藏典籍数千卷，家族成员中既有科举入仕者，也有参与编修地方志的学者。同时，豪族积极参与地方教化：资助修建州县学、创办义学（如苏轼曾为家乡眉州豪族资助的“东馆”题匾），推广儒家伦理（通过宣讲《孝经》《论语》），甚至编纂族规家训（如《袁氏世范》）规范族人行为。这种文化实践不仅巩固了豪族在地方的“文化权威”，也助力中央意识形态向下渗透。

三、宋代地方豪族的社会影响与历史局限

（一）积极作用：基层治理的补充者

在国家行政力量仅延伸至县一级的背景下，地方豪族填补了基层治理的空白。经济上，他们通过兴修水利（如两浙豪族出资疏浚西湖）、创办义仓（遇灾年低价售粮或免费发放）稳定地方经济；社会层面，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如宗族内部矛盾、土地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