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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支持体系的法治完善方向

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更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在经济结构转型、新业态蓬勃发展、劳动力市场多元化的背景下，就业支持体系的完善不仅关乎个体生存发展，更影响着整体经济活力与社会公平。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为就业支持体系提供了制度框架与保障机制。当前，我国已形成以《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为核心，辅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就业法治体系，但面对就业形态多样化、就业需求个性化、就业矛盾复杂化的新挑战，现有法治框架在覆盖范围、规范精度、实施效能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探索就业支持体系的法治完善方向，既是回应现实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实践。

一、现有就业支持法治框架的现状与不足

（一）既有法治体系的构建基础与成效

我国就业支持法治建设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促进就业—规范用工—保障权益”的基本逻辑链条。《劳动法》确立了劳动者平等就业、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利；《就业促进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国家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系统规定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则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关系调整与权益保障。此外，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政策文件，形成了“法律+法规+政策”的多层级规范体系。

这些制度的实施，有效推动了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以公共就业服务为例，依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劳动者可免费获得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每年服务对象超数亿人次；针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机制，通过公益性岗位开发、就业补贴等政策，帮助数千万人实现稳定就业。法治框架的构建，还为解决就业歧视、欠薪等突出问题提供了依据，例如近年来通过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每年处理欠薪案件数十万件，为劳动者追回工资数百亿元。

（二）现有法治体系的主要短板

尽管取得显著成效，但现有法治框架与新时代就业支持需求仍存在差距。其一，法律位阶与规范效力不足。《就业促进法》虽为就业支持的核心法律，但其部分条款较为原则化，如“公平就业”章节仅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缺乏对就业歧视的明确定义、举证责任分配等具体规则，导致实践中反歧视诉讼胜诉率较低。其二，覆盖范围存在盲区。随着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兴起，大量劳动者以“平台+个人”“个人+用户”等形式提供服务，其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现有法律对“不完全劳动关系”“灵活就业”的界定与权益保障规定不足，导致这部分劳动者在社会保险、职业伤害保障等方面存在“真空地带”。其三，实施机制有待强化。就业支持涉及人社、教育、财政、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但现有法律对部门协同职责规定不明确，导致政策执行中存在“多头管理”或“责任推诿”现象；此外，公共就业服务的标准、质量监督等缺乏法律约束，部分地区存在服务内容单一、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

二、就业支持体系法治完善的重点方向

（一）强化就业公平的法治保障

就业公平是就业支持体系的核心价值，也是法治完善的首要任务。完善就业公平法治保障，需从“明确标准—健全机制—严格追责”三个维度推进。首先，细化反就业歧视规则。在《就业促进法》中增设“就业歧视”专章，明确年龄、性别、地域、学历、健康状况等常见歧视类型的认定标准，例如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本地户籍人员”“要求女性求职者承诺未婚未育”等行为纳入歧视范畴；建立“合理差别”与“歧视”的区分标准，允许基于岗位特殊要求（如消防员对体力的要求）的合理限制，但需通过立法列举并严格审批。其次，完善歧视救济机制。降低劳动者举证难度，实行“初步证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劳动者只需提供“存在差别对待”的初步证据，用人单位需证明差别对待具有合法理由；设立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投诉机构，整合劳动监察、工会、妇联等部门资源，提供便捷的投诉受理、调查调解服务。最后，加大违法成本。对实施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除责令改正外，可按受侵害劳动者人数或歧视行为持续时间处以罚款；对造成精神损害的，支持劳动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严重歧视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享受政策补贴等。

（二）健全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的专项立法

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具有差异性，需通过专项立法提供精准支持。针对高校毕业生，可在《就业促进法》中增设“青年就业促进”条款，明确政府在职业指导、实习见习、创业扶持等方面的责任；规定用人单位接收高校毕业生实习的，需签订实习协议，明确实习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等，禁止以“实习”名义使用廉价劳动力；建立高校就业质量与招生计划、教育投入挂钩的激励机制，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