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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调解

引言

在商业活动中，合同是连接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纽带。然而，受市场环境变化、履约能力差异、理解偏差等因素影响，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争议，诉讼与仲裁虽能通过强制力定分止争，但往往伴随周期长、成本高、关系破裂等弊端。相比之下，调解作为一种“柔性”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灵活性、高效性和对双方关系的保护，逐渐成为合同争议解决的优选路径。本文将围绕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调解展开系统论述，从基础认知到实践路径，再到关键要点，层层深入剖析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逻辑与操作精髓。

一、合同争议调解的基础认知

要有效运用调解手段解决合同争议，首先需明确其基本概念、核心特点及实践价值，这是理解调解机制的逻辑起点。

（一）调解的概念与法律定位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调解，是指在合同双方因履约问题产生分歧后，由第三方（如行业协会、调解机构、专业调解员等）协助，通过沟通、协商、说服等方式，促使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的纠纷解决活动。其法律定位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调解是《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体系认可的合法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仲裁共同构成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另一方面，调解结果（如和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可具备强制执行力，形成“调解+确认”的闭环保障。

（二）调解区别于诉讼/仲裁的核心特点

与诉讼、仲裁等“刚性”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调解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自愿性贯穿全程。调解的启动需双方共同同意，调解过程中任何一方均可随时终止，调解方案的达成也完全依赖双方自愿接受，这与诉讼的“强制管辖”、仲裁的“一裁终局”形成鲜明对比。

其二，灵活性显著。调解的程序规则、参与人员、协商内容均无严格限制，双方可突破合同条款的字面约定，结合实际履约情况、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重新分配权利义务；而诉讼与仲裁需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裁判结果受法律规则和合同条款的严格约束。

其三，关系修复功能突出。调解强调“面对面”或“背对背”的沟通，通过理性表达诉求、换位思考利益，往往能缓解双方对立情绪，为后续继续合作保留空间；诉讼与仲裁则更注重是非对错的判定，可能加剧双方矛盾。

（三）调解在合同履行中的实践价值

从微观层面看，调解能帮助企业快速解决争议，避免因诉讼拖延导致的资金占用、商誉损失等问题。例如，某制造企业因原材料供应延迟与供应商产生争议，若通过诉讼可能耗时半年以上，而通过调解仅用两周便达成补充协议，供应商加快供货并补偿部分损失，企业得以按时完成订单。

从宏观层面看，调解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据统计，商业纠纷中约60%的争议通过调解解决，可降低司法资源消耗，提升市场交易效率，促进商业信用体系的良性发展。更重要的是，调解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与现代商业强调的长期关系维护高度契合，符合“重契约、守信用”的市场规则本质。

二、合同争议调解的实践路径

了解调解的基础认知后，需进一步掌握其具体操作流程。实践中，合同争议调解可分为启动、实施、收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明确的操作要点与注意事项。

（一）调解的启动：前提条件与准备工作

调解的启动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双方存在调解意愿。若一方明确拒绝调解，即使第三方介入也难以推进；二是争议具有可调和性。若争议涉及根本利益冲突（如一方故意欺诈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双方诉求完全对立且无妥协空间，则调解成功概率较低。

在准备阶段，关键是收集与争议相关的核心信息。调解员需首先梳理合同文本，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其次收集履约证据，如交货记录、沟通函件、付款凭证等，判断哪一方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程度；最后分析双方诉求背后的真实需求，例如，采购方要求赔偿违约金可能是为了弥补下游客户的索赔，供应方拒绝赔偿可能是因自身资金紧张，只有挖掘“表面诉求”下的“深层需求”，才能找到调解的突破口。

（二）调解的实施：从沟通到方案协商

调解实施阶段是核心环节，通常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情绪疏导与信息对齐”。调解员需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即“背对背”调解），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情绪，避免因情绪化争吵阻碍协商。例如，某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方因发包方拖延付款多次停工，双方见面时情绪激动，调解员先单独倾听承包方“被拖欠导致工人闹事”的焦虑，再安抚发包方“工程质量不达标不敢付款”的担忧，待双方情绪平复后，再共同核对工程验收记录、付款节点等关键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

第二步是“利益分析与诉求筛选”。调解员需帮助双方明确“必须坚持的底线”和“可以让步的空间”。例如，在买卖合同争议中，买方的底线可能是“不能接受超过10%的损失”，可让步的是“延长付款期限”；卖方的底线是“至少收回成本”，可让步的是“降低违约金比例”。通过梳理这些信息，调解员能更精准地设计调解方案。

第三步是“方案协商与签署协议”。调解员可先提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