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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流通与市场调控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随着农业生产力提升、手工业分工细化以及城市商业的繁荣，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一时期的货币体系突破了汉唐以铜钱为主的单一格局，形成了铜钱、铁钱、纸币（交子、会子等）并行的多元流通体系；而围绕货币流通产生的”钱荒”“私铸”“纸币贬值”等问题，更推动政府逐步构建起包含发行规范、法律约束、市场干预在内的调控机制。可以说，宋代货币流通的复杂性与市场调控的实践性，不仅是观察当时经济运行的关键窗口，更在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宋代货币流通的多元格局

（一）货币种类的创新性突破

宋代货币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种类的丰富性与创新性。传统的铜钱仍是基础货币，自太祖朝”宋元通宝”起，历代皇帝均铸行年号钱，形成”年号钱制度”，仅北宋就有27种年号钱，铸造量远超汉唐。但受铜资源限制，太宗朝起在川蜀、陕西、河东等地区推行铁钱，作为铜钱的补充。铁钱虽解决了局部地区的货币短缺问题，却因重量大（大铁钱每贯重25斤）、价值低，逐渐成为区域性流通货币。

更具革命性的是纸币的出现。北宋真宗年间，四川地区因铁钱笨重（小铁钱每贯重6斤），民间16家富商联合发行”交子”，以铁钱为准备金，可兑换、流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朝（1023年）政府接管交子发行权，设立”益州交子务”，确立”界”制度（每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旧换新），发行额、准备金率（每界备铁钱36万贯）均有明确规定。南宋时，纸币使用范围扩大，东南地区发行”会子”，两淮有”淮交”，湖北有”湖会”，形成多类型纸币并存的局面。

（二）区域流通的差异性特征

受资源分布、经济水平与军事需求影响，宋代货币流通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割。铜钱主要流通于经济发达的中原、江南地区，是”上币”；铁钱则集中于川蜀（北宋）、陕西（宋夏边境）、两淮（宋金边境）等战略要地，因成本低、防金属外流（铜钱易被熔铸为兵器）成为”边币”。纸币最初是四川铁钱区的”代用券”，后随经济联系加强，逐渐向铜钱区渗透，但仍保留地域限制——如东南会子主要在两浙、江东流通，淮交仅限两淮使用。

这种区域差异在市场交易中造成诸多不便。例如，商人从江南运丝绸入川，需在边境将铜钱兑换为铁钱；从四川运茶叶出川，又需将铁钱兑换为交子再换铜钱。南宋文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川陕商贾，以钱引（四川纸币）易会子，以会子易铜钱，辗转兑换，耗损过半。”这种跨区域兑换的损耗，既反映了货币流通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市场调控的必要性。

（三）流通规模的扩张性趋势

宋代货币流通规模的扩张，本质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城市商业突破”坊市制”，夜市、草市、镇市兴起，汴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等城市人口超百万，每日交易”动以万数”；另一方面，海外贸易兴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50多个国家通商，瓷器、丝绸出口量激增，带动货币需求上升。据学者估算，北宋铜钱年铸造量最高达570万贯（唐玄宗时期仅32万贯），纸币发行量在南宋中后期突破1亿贯（北宋交子每界仅125万贯）。

但流通规模扩张也带来新问题：铜钱大量外流（被辽、金、西夏及海外国家私购）、民间贮藏（富户囤积铜钱保值）、铜料短缺（铸钱需铜铅锡，宋代铜矿产量不及唐代），导致”钱荒”现象从北宋中期开始愈演愈烈。神宗朝大臣张方平指出：“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这种”钱多却钱荒”的矛盾，成为推动市场调控的直接动因。

二、货币流通中的突出矛盾

（一）“钱荒”：供需失衡的核心困境

“钱荒”是宋代货币流通的头号难题。其成因可从三方面分析：其一，供给端不足。北宋铜矿主要分布于江西、广东，受开采技术限制，年产量仅百万斤（铸钱需铜40斤/贯），实际铸钱量常低于需求。南宋因淮河以北铜矿丢失，铸钱量锐减至每年10万贯以下。其二，需求端膨胀。商品经济发展使货币需求从”日常交易”扩展到”资本流通”（如商人借贷、土地买卖），而政府征收货币税（如两税部分折钱）更推高民间对铜钱的需求。其三，货币外流严重。辽、金用丝绸、马匹换购宋钱，日本、东南亚商人”得中国钱，分库藏之”，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每年外流铜钱可达数十万贯。

“钱荒”的影响波及全社会。农民卖粮换钱纳税，因钱少价高，“谷贱伤农”加剧；商人交易需”短陌”（以80钱当100钱），信用体系受损；政府税收折钱后，实际收入缩水，不得不加征苛捐。苏轼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描述：“丰年谷贱，农民以谷易钱，所获无几；凶年谷贵，农民无钱买谷，饿殍遍野。”这种循环困境，迫使政府必须介入调控。

（二）私铸与盗铸：货币秩序的破坏力量

由于铜钱价值高于铸造成本（1贯铜钱含铜3斤，市场铜价约值1贯500文），私铸、盗铸成风。从北宋太宗朝起，“两川、陕西盗铸尤甚”，到南宋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