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镇自治组织研究.docxVIP

宋代市镇自治组织研究

引言

当我们翻开《清明上河图》，汴河两岸的市井喧嚣扑面而来：虹桥上下商客云集，店铺招牌琳琅满目，茶坊酒肆里飘着热汤的香气。这幅传世名画不仅是宋代城市经济的缩影，更暗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密码——在传统州县行政体系之外，新兴的市镇正孕育出独特的自治组织。这些由商民、乡绅、行户自发组建的民间团体，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于市镇肌理，既填补了国家行政末梢的治理空白，又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制度支撑。本文将以宋代市镇为场域，从自治需求的萌发、组织类型的分化、运作机制的特征、历史意义的探讨四个维度，揭开这一被历史尘埃遮蔽的基层治理智慧。

一、宋代市镇的兴起与自治需求的萌发

1.1市镇：从“草市”到“镇市”的蜕变

宋代以前，中国的基层聚落以“村”“墟”“草市”为主，这些自发形成的交易场所规模小、流动性强，往往“朝聚暮散”。入宋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占城稻推广、农具革新）、手工业分工细化（丝织、制瓷、冶铁业勃兴）、水陆交通网络的完善（大运河漕运、海上丝绸之路），商品流通突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限制。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全国镇市数量已达1900余个，两浙路的秀州（今嘉兴）更出现“一县七镇”的密集分布。这些市镇不再是单纯的交易点，而是发展出固定的市街、仓储、邸店，常住人口少则数百，多则数千，形成“工商杂处”的新型社会空间。

1.2行政真空：传统治理模式的力不从心

面对市镇的蓬勃发展，北宋初期的行政体系显得捉襟见肘。宋代县级行政单位的编制极为精简：一个县通常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各一人，吏员不过数十。这些官员的主要职责是赋税征收、刑狱审理与乡村治安，对于市镇中频繁的商业纠纷（如秤量不公、契约违约）、公共事务（如河道疏浚、消防防盗）、特殊群体管理（如流动商贩、行商脚夫）往往鞭长莫及。以消防为例，《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但在城外的市镇，官方消防力量几乎为零，一旦发生火灾，只能依靠民间自救。再如市场管理，州县官员不可能每日巡查市易，物价调节、牙人（中介）监管等事务亟需本地力量介入。

1.3利益驱动：商民阶层的自我觉醒

市镇的核心群体是“坊郭户”（城镇居民），其中又以行商坐贾、手工作坊主、牙侩（中介）为主体。这些人靠市场生存，对“公平交易”“秩序稳定”有强烈诉求。例如，临安城外的江干镇是粮食转运枢纽，每天有数百艘粮船靠岸，米商、船户、脚夫之间的利益纠葛不断。若没有统一的计量标准、交易规则，“短斤少两”“强买强卖”会严重损害商业信誉。正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言：“市易之利，必由民自为，官不可代也。”（《水心别集·财计上》）商民们逐渐意识到，仅靠官府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自己组织起来维护共同利益。这种“自组织”的需求，如同种子在肥沃的土壤里萌发，最终催生了形态多样的自治组织。

二、市镇自治组织的类型与功能分化

2.1行业自治：行会的“行规”与“行首”

行会是宋代市镇最典型的自治组织，时称“行”“团”“市”。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有“团行”170余个，包括米行、鱼行、花团、青果团等。这些行会并非简单的同业联盟，而是具备明确的组织架构与管理职能：

行首推举：行会领袖称“行头”“行老”，通常由资产雄厚、信誉良好的大商人担任，经同业推举后报官府备案。如建康府（今南京）的丝帛行，行首需“三请三让”，通过摆酒宴请同业、当众宣读行规等仪式确立权威。

市场规范：行会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计量工具（如“官斛”）、交易时间（如早市五更开，晚市酉时收）。《梦粱录》记载杭州药行“凡货卖药材，必凭‘药引’为信，无引者不得入市”，这种类似“准入制度”的行规，有效减少了假冒伪劣。

纠纷调解：行内纠纷先由行首调解，调解不成再报官府。绍兴府（今绍兴）的茶行曾处理过一起“陈茶充新茶”的纠纷，行首召集双方对质，依据“看茶辨色”的行规，判定卖方赔偿买方三倍茶价，避免了诉讼耗时耗力。

2.2治安自治：义社的“保甲”与“联防”

市镇人口流动大、财物集中，治安问题尤为突出。为应对盗窃、斗殴、火灾等隐患，民间自发组建“义社”“火社”“巡社”等自卫组织。以两浙路的湖州乌青镇为例，该镇因靠近太湖，时有盗贼出没，乾道年间（1165-1173），镇民联合组建“保义社”，制定了详细的规约：

人员编制：按居住区域划分为10个“甲”，每甲10户，推“甲长”一人；每5甲设“社长”一人，总领社务。

轮值巡逻：每晚由2甲（20人）持灯笼、铜锣巡逻，重点巡查市街、仓库、桥梁，发现异常立即敲锣示警，其他社众闻声集结。

消防专责：社中设“水龙队”，配备“麻搭”（灭火工具）、“唧筒”（手动水枪），定期演练“水阵”（消防协作）。淳熙八年（1181），乌青镇米仓因灶火引发火灾，水龙队仅用半个时辰便控制火势，避免了“延烧百户”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