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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职业教育转型路径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它强调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核心要义。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也是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就业创业、服务区域发展的关键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职业教育面临着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从“单一技能培养”向“全面素养提升”、从“被动适应产业”向“主动引领发展”的深刻转型需求。这种转型不仅是教育体系自身优化的需要，更是服务国家战略、支撑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必然选择。

一、职业教育转型的逻辑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职业教育的使命升级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人力资源的新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不同，我国现代化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意味着需要更广泛地提升劳动者素质，让更多人通过技能提升参与现代化建设并共享发展成果。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加速向中高端迈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新业态蓬勃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从“单一技能”向“复合能力”转变，从“操作执行”向“创新创造”延伸。据相关研究测算，未来十年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超过3000万，且需求结构呈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特征。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必须回应这一需求，从“数量供给”转向“质量供给”，从“标准化培养”转向“个性化发展”。

（二）职业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跃迁

在传统发展模式下，职业教育更多被定位为“技能培训工具”，服务于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力数量需求。但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职业教育的功能边界被极大拓展：它不仅是产业发展的“人才储备库”，更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教育平衡器”——通过为不同群体提供公平的技能提升机会，缩小收入差距；是文化传承的“创新载体”——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生态保护的“实践课堂”——培养绿色生产、循环经济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这种角色跃迁要求职业教育突破“重技能轻素养、重短期轻长远、重共性轻个性”的局限，构建更具包容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三）传统职业教育模式的现实困境

尽管近年来职业教育取得了显著进步（如高职扩招、“双高计划”实施等），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仍存在差距。一是产教融合“表面化”，校企合作多停留在实习基地建设层面，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的深度不足；二是类型特色“模糊化”，部分职业院校盲目“升本”“向普”，人才培养与普通教育趋同，失去职业教育的独特价值；三是区域发展“失衡化”，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匮乏，难以支撑当地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四是数字转型“滞后化”，教学模式仍以传统课堂为主，虚拟仿真实训、智能教学平台等数字化手段应用不足，难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教学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职业教育进行系统性转型。

二、职业教育转型的关键维度：从要素改革到系统重构

（一）产教融合：构建“命运共同体”式的协同机制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生命所在。转型的关键在于打破“学校热、企业冷”的困局，构建校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强化政策引导，通过税收减免、专项补贴、荣誉表彰等方式，激励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例如，支持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企业可将设备、技术、标准“带入”校园，学校则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技术研发等服务，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模式。另一方面，要推动“教学标准”与“产业标准”深度对接，建立由行业协会、企业专家、职教教师共同参与的课程开发团队，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及时融入教学内容。如在智能制造领域，可引入工业机器人操作、数字化车间管理等前沿课程，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二）类型定位：强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社会认同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视为“次等教育”，这一认知偏差严重制约了其发展。转型的核心是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属性，使其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首先，要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打通职业院校学生升学通道，建立从中职、高职到职业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纵向贯通”培养体系，让学生看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清晰路径。其次，要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通过宣传“大国工匠”“技能大师”的典型事迹，改变“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例如，定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将优秀选手纳入人才表彰体系，让技能人才获得与学历人才同等的社会尊重。最后，要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鼓励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技能课程，职业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