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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政策评估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基因库，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许多非遗项目因脱离原生文化语境而面临传承断代风险。在此背景下，“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创新保护模式被提出，其核心是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市场化手段，让非遗在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实现活态传承。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陆续出台系列政策推动生产性保护，如明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搭建非遗电商平台等。然而，政策实施效果如何？是否真正平衡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否解决了传承人的实际困境？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评估，不仅能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更关乎非遗保护的可持续性。本文将围绕生产性保护政策的理论逻辑、实施现状、成效与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优化路径。

一、生产性保护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核心目标

（一）生产性保护的内涵界定与理论支撑

生产性保护并非简单的“产业化”，而是以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文化内涵为根本，通过符合其特性的生产活动实现传承。其理论支撑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活态传承理论”，强调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人”的实践，只有融入当代生活、被持续使用，才能避免“博物馆化”；二是“文化资本理论”，认为非遗作为文化资本，可通过市场化转化为经济资本，反哺保护投入；三是“文化生态理论”，主张保护非遗需维护其依存的社会文化环境，生产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例如，传统刺绣的生产不仅是绣品的制作，更是绣娘技艺传承、民俗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政策设计的核心目标体系

生产性保护政策的目标可分为三个层级：基础目标是“保传承”，通过生产活动维持非遗项目的传承链，避免技艺失传；中级目标是“促创新”，推动非遗与现代设计、科技、市场需求结合，拓展应用场景；终极目标是“强认同”，让更多人通过参与、消费非遗产品或服务，增强文化自信与认同。以某省传统陶瓷烧制技艺保护政策为例，其明确提出“3年内培养100名青年传承人、开发50款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的量化指标，正是这三个目标的具体体现。

二、生产性保护政策的实施现状与成效分析

（一）政策覆盖范围与实施路径

当前，生产性保护政策已形成“国家引导、地方细化、多方参与”的实施框架。国家层面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明确示范基地的标准与职责；地方则结合区域特色制定配套政策，如有的省份对入驻非遗文化园区的企业给予租金减免，有的地区通过“非遗+旅游”项目补贴支持体验式生产。从覆盖项目看，传统技艺类非遗（如陶瓷、刺绣、雕刻）因生产属性强，成为政策重点支持对象，占比超过60%；传统医药、传统饮食类项目次之；而传统戏剧、民俗等因生产转化难度大，政策覆盖相对较少。

（二）典型成效：传承、经济与社会价值的三重提升

传承活力显著增强：政策推动下，许多濒危项目重获生机。例如某地方传统竹编技艺曾因市场萎缩仅剩3名老艺人，通过政策支持建立“合作社+农户”生产模式，开发竹编家具、装饰品等20余种产品，不仅吸引20余名年轻人学艺，还将技艺编入当地小学手工课，传承链从“单一线”变为“网络状”。

经济价值初步释放：生产性保护为传承人带来稳定收入，反哺保护投入。据调研，某非遗刺绣示范基地的传承人年均收入从政策实施前的3万元提升至8万元，部分核心艺人通过直播带货年收入超20万元；基地利润的30%被用于技艺研究与学徒培养，形成“生产-收益-保护”的良性循环。

社会认同持续扩大：非遗生产活动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某传统制香工坊开设“香道体验课”，年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参与者通过亲手制香了解“和合”文化内涵；部分高校将非遗生产实践纳入通识课程，学生反馈“从被动接受文化知识，变为主动参与文化创造”。

（三）区域与项目差异：政策效果的不平衡性

受经济基础、文化生态、项目特性等因素影响，政策效果呈现明显差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市场活跃、资本参与度高，生产性保护更易落地，如某沿海城市的非遗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超10亿元；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虽拥有丰富非遗资源，但因市场渠道窄、消费能力弱，许多项目仍停留在“小规模生产+政府补贴”阶段。从项目类型看，传统技艺类因产品化程度高，政策效果最显著；传统戏剧类因依赖舞台表演与观众互动，生产转化难度大，部分项目虽获得资金支持，但票房收入仅能覆盖30%的运营成本，仍需依赖财政拨款。

三、生产性保护政策实施中的问题与挑战

（一）政策执行偏差：“重生产轻保护”的异化风险

部分地区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目标偏移，将“生产性保护”简化为“产业化开发”。例如，某地方为提升非遗项目产值，鼓励传承人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导致传统技艺中的“手工定制”“因人而异”等核心特征被削弱；个别项目为迎合市场需求，随意修改文化符号（如将传统图案替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