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史学家的编年体实践.docxVIP

宋明史学家的编年体实践

引言

翻开中国史学的长卷，编年体始终是最古老也最具生命力的史书体裁。它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用“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的方式，将千年往事编织成一条清晰的时间脉络。若说先秦《春秋》是编年体的萌芽，两汉《汉纪》是初步发展，那么宋明两代则是编年体走向成熟、深化与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既有对传统体例的坚守，更有对史学功能的深刻思考；既有官方主导的宏大工程，也有民间学者的执着探索。他们的实践不仅留下了《资治通鉴》《国榷》等传世经典，更在方法论、史料观与历史意识上为后世树立了标杆。本文将沿着时间的脉络，深入宋明史学家的编年体实践现场，感受他们治史的温度与智慧。

一、编年体的源流与宋明之前的实践：传统的底色

要理解宋明史学家的编年体实践，首先需回溯其历史渊源。编年体的雏形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牒记”，即按年月记录大事的简册。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设有“史记”，孔子删订《春秋》，以“微言大义”确立了编年体“惩恶劝善”的道德评判传统。汉代司马迁创纪传体后，编年体一度被掩盖，但东汉荀悦的《汉纪》以“抄撮《汉书》，略举其要”的方式，将三十万字的纪传体《汉书》浓缩为八万言的编年体，证明了编年体在“通古今之变”上的独特优势——时间线索清晰，事件因果直观。

魏晋至隋唐，编年体虽未取代纪传体的主流地位，却在两个方向上积累了经验：一是官方修史中对“起居注”“实录”的重视，这些按日记录的原始史料为编年体提供了丰富素材；二是私人撰述的创新，如袁宏《后汉纪》突破“抄撮”旧法，广泛参考《东观汉记》等十四种史书，通过“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式整合人物与事件，初步展现了编年体“博采众长”的潜力。

这些实践为宋明史学家提供了双重遗产：一方面是“以时系事”的体例传统，另一方面是“求信”与“致用”的史学追求。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宋代，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印刷术普及，加上统治者对“以史为鉴”的重视，编年体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宋代：编年体的巅峰与方法论的突破

（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体例与思想的双重革新

提起宋代编年体，首推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这部耗时十九年、涵盖十六朝1362年历史的巨著，不仅是编年体的巅峰之作，更重新定义了编年体的学术价值。

司马光的编纂过程堪称“史学工程”的典范。他首先制定“凡例”，明确“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选材标准，将无关宏旨的“空文”“浮词”剔除，确保内容“切于治道”。为了保证史料的准确性，他创立了“长编法”：先由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分别收集战国至五代的史料，按时间顺序排比成“丛目”，再将“丛目”中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整理为“长编”，要求“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最后由司马光本人对长编进行删削、考订、润色，最终定稿。这种“分工协作—逐层筛选”的方法，既保证了史料的全面性，又避免了编年体常见的“一事分散”之弊。

更具突破性的是《通鉴考异》的诞生。在编纂过程中，司马光发现不同史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矛盾，如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旧唐书》称是李世民首谋，《唐创业起居注》则强调李渊早有此意。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将诸家说法逐一列出，辨析异同，说明取舍理由，单独汇成《考异》三十卷。这种“疑则传疑，信则传信”的实证精神，不仅为后世提供了史料辨析的范例，更将编年体从单纯的“记事”提升为“考史”，使史书成为“可验证”的学术成果。

《资治通鉴》的影响远超史学领域。宋神宗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赐名；朱熹据此编写《通鉴纲目》，将“春秋笔法”融入编年，开创“纲目体”；后世史家如李焘、李心传等，皆以“续通鉴”为志业，形成了庞大的“通鉴学”体系。可以说，司马光不仅完成了一部史书，更构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编年体学术范式。

（二）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对“长编法”的极致实践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删削后的精华”，那么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是“长编法”的原始呈现。这部记录北宋168年历史的著作，原书980卷（今存520卷），其编纂原则是“宁繁毋略”，目的是“使后世有考焉”。

李焘的实践体现了对司马光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广泛收集官方的“日历”“实录”“会要”与私人的笔记、碑传、行状，甚至“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例如，关于王安石变法，他不仅收录了《神宗实录》的官方记载，还保留了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等私史的批评，使读者能看到不同立场的记录。这种“存异”而非“定谳”的态度，展现了史家“求真”的自觉——历史的真相或许无法完全还原，但尽可能保存多元史料，便是对后世最大的负责。

《长编》的价值在南宋便被认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皆受其影响。清代学者谭钟麟曾说：“读《长编》如入五都之市，百货俱陈，无求不得。”这种“史料仓库”式的编年体，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