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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前沿问题探索与练习题及答案

数字社会的社会结构重塑与个体行动逻辑变迁

数字技术对社会的渗透已从工具性应用转向结构性重构，传统社会的“原子化”“网络化”特征被进一步强化，形成了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算法为资源分配机制、虚拟空间为互动场域的新型社会形态。

在社会互动层面，数字媒介打破了传统面对面互动的时空限制，但也重塑了互动的“具身性”（embodiment）。例如，短视频平台的“虚拟在场”通过表情符号、滤镜和剪辑技术，使个体能够选择性呈现“理想自我”，这种“表演性互动”（Goffman拟剧理论的数字延伸）导致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模糊。研究显示，Z世代用户在社交媒体中平均每天花费2.8小时进行“形象管理”，其中35%的用户承认发布内容经过“策略性修饰”，这种行为不仅影响自我认同的建构，更通过“点赞-评论”的反馈机制形成新的社会评价体系——用户的社会资本（如关注量、互动率）直接转化为现实资源（如商业合作机会）。

在劳动领域，平台经济催生了“数字劳动”（digitallabor）的新形态。区别于传统雇佣劳动，数字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络主播、数据标注员）与平台的关系呈现“去劳动关系化”特征：平台通过算法分配任务、设定规则，但不承担传统雇主的社会保障责任。以某外卖平台为例，其注册骑手超1300万人，其中92%为“众包骑手”，仅通过App接收订单，平台以“服务费”而非“工资”形式结算，导致劳动者在工伤认定、最低工资保障等方面面临制度性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无偿数字劳动”——用户在使用社交平台时产生的内容（如点赞、评论、分享）被平台转化为数据资产，其价值创造过程被技术隐蔽，形成“用户即生产者”的剥削新形式。

在权力结构层面，算法成为新的“隐形权威”。搜索引擎的排名规则、电商平台的推荐算法、社交网络的流量分配机制，本质上是技术公司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例如，某电商平台的“搜索权重算法”中，商家的“付费推广”占比达40%，导致中小商家若不购买流量则难以被用户发现，形成“技术资本”对市场公平的侵蚀。更关键的是，算法的“黑箱性”（opacity）使普通用户无法理解决策逻辑，权力主体从可见的“科层制组织”转向不可见的“技术系统”，传统的社会监督机制（如舆论、法律）面临失效风险。

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与气候正义实践

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其核心矛盾在于风险分配的不均衡性与责任承担的不对等性。社会学研究聚焦于“气候脆弱性”（climatevulnerability）的社会建构，即哪些群体因社会结构（如阶级、种族、性别）差异更易受气候灾害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气候正义”（climatejustice）重构全球与本地的责任体系。

从全球视角看，“气候殖民”（climatecolonialism）现象突出。发达国家通过历史排放（占全球累计排放的70%）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者，却通过产业转移将高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同时以“碳关税”等形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例如，小岛屿国家图瓦卢因海平面上升面临灭国风险，但其人均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1/20。这种“污染输出-风险输入”的全球体系，本质上是殖民历史在环境领域的延续。

在本地层面，气候风险的“社会分层”显著。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多居住在洪水易发区、热岛效应严重的老城区，缺乏应对极端天气的资源（如空调、应急资金）；农村地区的老年农民因缺乏气候适应技术（如耐旱作物种植），更易因干旱或暴雨导致作物绝收。以2022年欧洲热浪为例，法国巴黎市中心低收入社区的超额死亡率比富人区高3.2倍，原因包括住房隔热差、公共绿地少、独居老人缺乏照护等。

气候正义的实践路径包括“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与“认可正义”。分配正义要求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如《巴黎协定》设定的每年1000亿美元目标）；程序正义强调受影响群体（如原住民、渔民）参与气候政策制定的权利，例如巴西亚马逊原住民通过“土地划界”运动，成功保护了80%的传统领地免受砍伐；认可正义则关注对气候脆弱群体文化价值的尊重，如太平洋岛国通过“气候移民”叙事，将人口迁移从“被迫逃离”重构为“文化延续”的主动选择。

全球不平等的多维化与新型社会排斥

传统的收入不平等（如全球前1%人口占有45%的财富）之外，数字鸿沟、健康不平等、教育机会差异等新型不平等正在加剧社会分裂，形成“多维不平等”（multidimensionalinequality）格局。

数字鸿沟呈现“代际+阶层”的双重分化。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互联网使用率比年轻人低67%，且多停留在社交娱乐功能；低收入群体虽能使用基础通讯工具，但缺乏获取高质量信息（如在线教育、医疗资源）的能力。以中国“数字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