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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破除特殊论研讨发言材料

同志们：

今天，我们围绕“破除特殊论”展开专题研讨，既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破解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所谓“特殊论”，本质上是一种割裂共性与个性、规则与例外的错误认知，表现为某些领域、群体或个体以“情况特殊”“历史原因”“现实需要”等为由，试图突破普遍规则、规避共同约束、维护既得利益。这种思想和行为，不仅破坏公平正义，阻碍制度效能释放，更会消解组织凝聚力，动摇事业发展根基。结合工作实际，我谈三点认识和思考。

一、深刻认识“特殊论”的现实表现与危害

从实践看，“特殊论”的表现形式多样，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需要我们抽丝剥茧、精准识别。

在政治建设领域，突出表现为“例外心态”。个别党员干部把“党员身份”与“特殊待遇”划等号，认为“我是领导干部，组织应该多照顾”“我为单位出过力，犯点小错可以通融”；有的以“工作特殊性”为由，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汇报思想动态，甚至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搞“一言堂”“家天下”。去年省委巡视反馈的某单位问题中，就有班子成员连续12个月未参加支部主题党日，却以“业务太忙”“会议冲突”为由推脱，本质上是把组织纪律当成了“弹性条款”，把党员义务抛在了脑后。这种“特殊论”一旦蔓延，必然削弱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导致“四个意识”淡化、“两个维护”虚化。

在经济发展领域，集中体现为“政策依赖症”。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强调“地方实际”“产业特性”，对中央政策搞“选择性执行”：该严格落实的环保标准，以“影响就业”为由降低门槛；该清理的优惠政策，以“招商需要”为由延迟退出；该打破的市场壁垒，以“维护本地产业”为由搞保护主义。前几年某省出现的“地条钢”死灰复燃现象，表面看是企业逐利，背后却是个别地方以“传统产业转型困难”为由，对违法生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不仅破坏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秩序，更让当地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产业升级滞后的沉重代价。这种“特殊论”本质是局部利益凌驾于全局利益之上，短期效益牺牲了长期发展。

在社会治理领域，典型特征是“法外特权”。有的群众遇到问题不是找法律、找规则，而是托关系、走后门，认为“有关系就能特殊照顾”；有的公职人员把“职权”当“特权”，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中搞“特事特办”，甚至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去年媒体曝光的某社区“公租房分配乱象”中，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通过“打招呼”“递条子”成功“插队”，而真正困难的群众却久等无果，引发强烈不满。这种“特殊论”直接损害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动摇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

可以说，“特殊论”是一把“双刃剑”：短期看，可能让少数人或局部获得“便利”；长期看，必然侵蚀制度权威、涣散组织力量、激化矛盾冲突。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我们多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制度优势会被消解，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会受冲击，党和人民的事业会遭损失。

二、精准剖析“特殊论”的生成根源

“特殊论”并非偶然现象，其背后有复杂的历史、思想和制度成因，需要从深层次把脉问诊。

从历史文化视角看，是封建残余思想的沉疴未愈。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官贵民贱”等等级观念仍有残余，“有关系好办事”“特权即能力”等错误认知在部分群体中还有市场。有的干部把“领导”等同于“特权”，认为“职位越高，自由度越大”；有的群众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依法维权，而是托人找“路子”。这种文化惯性如同“隐形病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为“特殊论”提供了土壤。

从思想认识层面看，是党性修养和大局观念的缺失。一些同志理论学习碎片化、表面化，对“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要求理解不深，对“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把握不准。有的干部把分管工作当成“自留地”，认为“我的领域我做主”；有的党员把“个性”凌驾于“党性”之上，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本质上，这是理想信念“总开关”松动的表现，是功利主义、本位主义在作祟。

从制度执行环节看，是约束机制和监督力度的弱化。一方面，部分制度设计存在“模糊地带”，对“特殊情况”的界定不清晰、程序不规范，给“打擦边球”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制度执行中存在“宽松软”现象，对违规搞“特殊”的行为迁就纵容，甚至“法不责众”。比如，有的单位对干部迟到早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业务骨干可以特殊”；有的地方对企业偷排漏排处罚偏轻，认为“经济要发展，监管可灵活”。这种“破窗效应”一旦形成，只会让“特殊论”越演越烈。

三、系统推进“破除特殊论”的实践路径

破除“特殊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问责、文化浸润协同发力，从“根”上铲除其滋生土壤。

第一，强化思想淬炼，树牢“规则之上”的价值导向。思想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