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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离婚协议履行强制执行问题

引言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以解除婚姻关系为目的，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等事项达成的书面约定。它既是双方情感纠葛的“终点”，也是未来生活的“起点”。然而实践中，许多离婚协议签订后，一方或双方拒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屡见不鲜：有的拒绝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有的拖欠子女抚养费数年，有的甚至藏匿子女阻碍探视。这些问题不仅让离婚协议沦为“一纸空文”，更导致原本已破裂的家庭关系进一步恶化，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如何让离婚协议从“纸上约定”转化为“实际履行”，尤其是在义务人不配合时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权利救济，成为婚姻家庭法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离婚协议的法律属性与强制执行的逻辑基础

（一）离婚协议的民事合同本质与特殊属性

离婚协议首先是一份民事合同。根据《民法典》第1076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从法律性质上看，离婚协议是双方基于身份关系解除而达成的财产及人身关系处理的复合协议，其内容既包含身份关系的解除（离婚），也包含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随义务。其中，身份关系的解除以登记或法院判决为生效要件，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条款则自双方签字时成立，在离婚登记完成后生效。这意味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条款本质上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符合《民法典》合同编关于“合同”的基本特征。

但离婚协议又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具有鲜明的身份属性。普通合同以财产关系为核心，而离婚协议的各项条款紧密围绕婚姻关系解除展开，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内容往往是双方权衡情感、责任、未来生活等多重因素后的结果，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和伦理性。例如，一方可能基于对子女成长的考虑，自愿在财产分割中作出让步；另一方可能为尽快解除婚姻关系，承诺支付较高数额的抚养费。这种“非等价交换”的特性，使得离婚协议的履行更依赖当事人的自觉与诚信，也为后续可能出现的履行纠纷埋下伏笔。

（二）强制执行的前提：离婚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

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包括法院判决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等。那么，未经司法确认的离婚协议是否属于可执行依据？

答案是否定的。离婚协议虽经双方签字并办理离婚登记，但本质上仍是私权合意的产物，其效力仅及于协议双方，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一方不履行协议时，另一方不能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必须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协议效力并要求对方履行义务。只有待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后，才能依据该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这一制度设计的逻辑在于：离婚协议是私人之间的约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对其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避免出现因欺诈、胁迫等情形导致的不公平约定，同时确保国家公权力对私权领域的适度干预。

例如，张某与李某协议离婚时约定，李某应在离婚后30日内将共同所有的房产过户给张某。但离婚后李某反悔，拒绝配合过户。此时张某不能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离婚协议，而需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离婚协议有效并判令李某履行过户义务。法院经审理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后，作出要求李某履行义务的判决。若李某仍不履行，张某方可凭该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

二、离婚协议履行强制执行的现实困境

（一）执行依据的“二次诉讼”门槛高，耗时耗力

如前所述，离婚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权利人需通过“先诉讼、后执行”的路径实现权利救济。这一过程往往需要经历起诉、立案、举证、庭审、判决、申请执行等多个环节，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对于本就因离婚产生矛盾的当事人而言，冗长的诉讼程序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更可能激化双方对立情绪。例如，在抚养费拖欠纠纷中，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等支出具有连续性和紧迫性，若因诉讼周期过长导致执行延迟，可能直接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和成长。

此外，部分离婚协议内容表述不明确，也会导致诉讼阶段的不确定性。例如，协议中仅约定“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但未明确具体金额、支付方式；或约定“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但未列明财产清单。此类模糊条款在诉讼中可能被法院认定为“约定不明”，导致权利人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进一步增加了权利实现的难度。

（二）执行标的特殊，传统执行手段效果有限

离婚协议履行的执行标的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财产性义务，如支付抚养费、分割房产、转移存款等；另一类是行为性义务，如配合办理房产过户、允许探视子女等。其中，行为性义务的执行是实践中的难点。

对于财产性义务，虽然可以通过查封、扣押、冻结等传统执行措施实现，但现实中仍存在诸多障碍。例如，房产分割中可能存在抵押未解除、第三人主张权利等情况；存款可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