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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研究

引言

自然保护区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载体，承担着维护生态平衡、保存遗传资源、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随着全球生态保护理念从“孤岛式”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传统以“政府主导、社区隔离”为特征的管理模式逐渐暴露出局限性——一方面，严格的保护措施可能限制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引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另一方面，社区作为保护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参与不足会导致保护政策执行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偷猎、盗伐等破坏行为。在此背景下，“社区共管”模式应运而生。这种以“共同参与、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为核心的新型治理模式，通过整合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试图在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本文将围绕社区共管模式的内涵、实践现状、现存问题及优化路径展开系统研究，为推动自然保护区可持续管理提供参考。

一、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的内涵与核心要素

（一）社区共管的概念界定

社区共管（CommunityCo-management）是指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与周边社区居民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共同参与保护区的规划、管理、监督及资源利用决策的过程。其本质是将社区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通过赋予社区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激发居民保护生态的内生动力。与传统管理模式相比，社区共管更强调“在地性”，即尊重社区的传统知识、文化习俗和生存需求，将保护目标与社区发展目标有机融合。例如，在西南某高山生态保护区的实践中，管理机构与社区共同制定《资源利用公约》，明确哪些区域允许合理采集林下资源、哪些季节禁止放牧，既保护了关键栖息地，又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计。

（二）社区共管的核心要素

社区共管模式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四大核心要素的协同作用：

第一是利益共享机制。保护区的生态效益具有公共属性，但社区居民为保护付出了发展机会成本（如限制农业扩张、禁止砍伐），因此需要通过生态补偿、社区发展项目等方式实现利益反哺。例如，部分保护区通过引入生态旅游项目，将门票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或居民技能培训，使保护成果直接转化为社区福利。

第二是共同决策平台。管理机构需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如社区共管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让居民参与保护区规划、资源利用、奖惩措施等关键事项的讨论。某湿地保护区曾因单方面禁止渔民进入缓冲区引发矛盾，后通过设立“渔民-管理机构联席会议”，共同协商划定合理捕捞区域和时间，矛盾得以化解。

第三是责任共担体系。社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需承担保护责任，包括参与巡护监测、举报违法行为、维护公共设施等。部分保护区通过“护林员竞聘制”，优先选拔本地居民担任兼职护林员并给予补贴，既增强了社区的责任感，又弥补了专业护林员数量不足的问题。

第四是知识与技术支持。社区居民可能缺乏生态保护的专业知识，管理机构需通过培训提升其能力。例如，针对林下经济开发，组织专家教授科学种植技术；针对野生动物监测，培训居民使用简易监测设备并记录数据，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结合。

二、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的实践现状与成效

（一）典型实践模式的分类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形成了多种实践模式，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管理机构+社区”直接合作模式。由保护区管理局与社区村委会签订共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例如，西北某荒漠生态保护区与周边5个村庄成立“共管委员会”，管理局提供资金和技术，社区负责日常巡护和宣传，共同维护荒漠植被和野生动物栖息地。

“管理机构+NGO+社区”三方联动模式。引入公益组织作为桥梁，弥补管理机构资源不足、社区能力薄弱的短板。某热带雨林保护区与环保NGO合作，通过“社区保护协议”项目，为居民提供生态种植培训，帮助其发展有机农业替代传统刀耕火种，同时NGO协助对接市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生态补偿+产业融合”综合模式。将生态补偿与社区产业转型结合，实现“保护-发展”良性循环。例如，南方某山地保护区实施“生态公益林补偿+特色养殖”计划，居民通过保护公益林获得补贴，同时利用林下空间养殖蜜蜂、禽类，产品由保护区协助认证为“生态产品”，溢价部分反哺保护事业。

（二）实践取得的主要成效

社区共管模式的推广，在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两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生态效益方面，社区参与显著提升了保护效率。以某濒危鸟类保护区为例，引入共管模式后，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巢区监测，非法捡蛋行为减少80%，鸟类种群数量5年内增长了3倍。此外，社区对本地生态系统的熟悉程度（如了解动物迁徙路径、植物生长周期）弥补了专业监测的盲区，形成了“广覆盖、细观察”的监测网络。

在社会效益方面，共管模式促进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参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项目，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部分社区人均收入较共管前增长了50%以上。同时，社区凝聚力增强，传统生态文化（如禁渔节、护林公约）得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