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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八大关”?建筑简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之下的中国大地，曾建造出一大批华洋风格杂处的别墅区。其中北戴河海滨、庐山牯岭、厦门鼓浪屿和青岛“八大关”被称为近代“中国四大别墅区”。比较而言，如果说北戴河海滨的别墅曾因毁于战火而显仓促建设，“八大关”则未历硝烟，其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皆得以完善保存。如果说厦门鼓浪屿别墅区因与市区隔海相望才得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八大关”则恰于城市中心而尽拥宁静与浪漫，这本身可谓一种神奇。如果说庐山牯岭别墅因依山傍水而染钟灵毓秀，“八大关”则以海为魂，化秀美入浩茫，融合万方。

（八大关别墅群）

当今天的人们倾慕于“八大关”的美丽时，或许不会想到，“八大关”最初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并对其进行系统的规划与建设，更多源于一种渴望，一种国人急于向世界证明自治能力的渴望。1891年青岛建置后，旋于1897年落入德国人之手，1914～1922年又被日本人所统治。日本第一次统治青岛末期，这座城市虽已声名远播，但它所展示的却只是德日殖民者的“治理能力”，而非国人之功。经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若干年国人的不懈努力，1922年，中国政府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青岛。然而，从这个被异国统治了太久的城市回归中国的第一天起，质疑国人能否治理好青岛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甚嚣尘上。国人能否治理好青岛？中国人从未如此迫切地欲给世界一个证明。“八大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八大关”是一个为荣誉而生的地方。如果说，庐山美丽的欧式别墅是建筑在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基岩上，青岛“八大关”则从建设之初即承载了太多的尊贵与荣耀。与同时期的其他别墅区相比，“八大关”没有殖民主义的色彩，这个充满了异国情调的街区，这个汇集了古希腊式、罗马风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拜占庭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田园风式、新艺术风格式、折衷主义式等建筑风格的“万国建筑博览会”，从它问世的第一天起即被深深打上了“中国烙印”。

土地所有权的“中国烙印”

与庐山牯岭别墅区尚未开工即失国人之手不同，“八大关”的命运从开发之始即被牢牢掌控在中国人的手中。据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八大关”渐渐成为政界、商界、军界和文化界名人的高级居住地。晚清军机大臣吴郁生、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和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民国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原北京大学教授吴云巢、原山东大学教授周钟歧、民族实业家周志俊、俄国航海专家霍梅可、德国建筑师毕娄哈等皆曾在此居住。但“八大关”的土地开发、建设施工及居住权并不能轻易获得，其所有地产只能通过参加当时青岛市财政局的竞租方能获得，且必须在指定的期限内开工建设，否则政府有权收回地产。

（花石楼）

或许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八大关”曾经是外国驻青岛领事机构及领事人员的驻扎地，挪威领事馆、芬兰领事馆及比利时领事馆在此设置，丹麦驻青岛领事赵亨生、英国驻青岛总领事高贺禄、法国驻青岛代理领事阿尔宾斯基及副领事巴贝纳等人在此拥有别墅，德国领事馆和美国总领事署也曾使用过“八大关”别墅。但所有这些领事机构及领事人员，亦必须缴纳足额的租金后方能在此居住。

（公主楼）

管理上的“中国烙印”

同北戴河海滨和厦门鼓浪屿别墅区的随性设计不同，“八大关”的建筑设计与施工有严格的规定。1929年，国民政府将“八大关”一带规定为“特别规定建筑地”，同时成立了青岛市建筑审美委员会，负责对建筑师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审定评比，奖励优秀的建筑设计。1932年《青岛市特别区域放租地树株处理规则》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砍伐该地区的树木，确需砍伐应把建筑图上报，经审批后方可实施。同年颁布的《青岛市暂行建筑规则》设专章对特别规定区域的建筑标准作详细规定：

1.基地面积，在六百方步（平方米）以上者，其建筑物之面积，不得超过基地面积之30%，在三百方步以上者，不得超过40%，在三百方步以下者，不得超过50%。

2.建筑物之高度、层数，须由工务局审查四周环境，酌量指定之。

3.同一条路上，不得建造同一式样房屋。

4.凡在特别规定区域内请求建筑，应由业主先出具平面图，详细说明全宅内外各部分装饰，呈请工务局核准后，再行设计。

5.围墙须用花式铁栏、木栅或砖石砌成空花。

6.建筑物之屋檐，至少须高出人行道或路基3.5公尺（米）。

7.一切建筑物，均须装设新式浴室、厕所，如系楼房，每层均须装设。

8.一切建筑物，外部所用油漆粉刷瓦片、砖石等之颜色，务须配合适宜，工务局得临时酌量指定之等。

以上所列出的只是部分制度，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八大关”为何能够如此高起点地形成。考察同时期建成的其他别墅区，“八大关”所具有的这种“制度”优势无疑是其他别墅区难以望其项背的。

建筑设计的“中国烙印”

“八大关”为后人展示了一幅跨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