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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个人剖析材料

选人用人工作是党的干部工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事业发展的成败。作为一名长期参与干部管理工作的党员干部，我结合自身职责和工作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摆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思想根源，明确整改方向，现作如下自我剖析。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日常了解干部不够深入，知事识人存在“信息差”

在干部日常管理中，存在重“事”轻“人”的倾向，对干部的了解多停留在工作业绩层面，对思想动态、性格特质、成长诉求等深层次情况掌握不足。比如，在2023年某部门干部调整前，我仅依据年度考核结果和分管领导的简要汇报，就初步拟定了人选名单，未主动与干部本人进行日常谈心谈话，也未向其服务对象、身边同事延伸了解。后续在任前谈话中发现，一名拟提拔干部因家庭突发变故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另一名业务骨干虽业绩突出，但团队协作意识较弱，与岗位要求存在差距。这反映出我在干部日常联系中存在“被动等待”现象，缺乏常态化、多维度的信息收集机制，导致对干部的认知停留在“表面画像”，难以精准把握“全面像”“动态像”。

（二）考察识别方式不够科学，评价标准存在“一刀切”

在干部考察过程中，习惯沿用“谈话+测评+查档”的传统模式，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干部的差异化要求考虑不足。例如，在2022年乡镇领导班子考察中，对综合管理岗和专业技术岗干部采用同一套考察指标，重点关注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忽视了基层干部在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隐性贡献。谈话环节存在“程式化”倾向，提问多围绕“优点”“成绩”展开，对“不足”的追问不够深入，部分谈话对象出于顾虑不愿说实话，导致考察结果与干部实际表现存在偏差。曾有一名长期扎根村屯的驻村干部，因不擅长总结汇报，在民主测评中得分不高，但经实地走访群众发现，其在推动产业发展、解决村民纠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案例暴露出考察方式的局限性，未能将“听其言”与“观其行”、“察其表”与“析其里”有机结合。

（三）培养使用机制不够完善，干部成长存在“断档期”

在干部培养上存在“急用现找”的短视思维，对年轻干部的系统性培养重视不足。近年来，单位陆续引进多名高学历人才，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培养计划，部分干部被安排在事务性岗位“打杂”，专业优势得不到发挥；部分干部因岗位轮换频繁，难以形成专业积累。例如，2021年入职的一名法学硕士，前两年先后在办公室、党建科、信访科轮岗，2023年才被调整到法制岗位，期间专业能力未能有效转化为工作实绩，干部本人一度产生“学非所用”的困惑。此外，对干部的“个性化”需求关注不够，在岗位匹配上更多考虑“人岗相适”的“硬条件”，忽视“人岗相适”的“软匹配”。如一名性格内向、擅长文字工作的干部被调整到需要频繁对外协调的岗位，导致其工作压力增大，效率下降。

（四）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到位，干部约束存在“宽松软”

在干部监督中存在“重选轻管”倾向，对干部的日常提醒多停留在会议强调、文件传达层面，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缺乏“抓早抓小”的敏锐性。2023年，某科室一名干部因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出现迟到早退、敷衍塞责现象，我虽有所察觉，但考虑到该干部以往表现良好，担心批评会打击积极性，仅进行了“点到为止”的提醒，未深入了解具体原因并帮助解决问题。直至该干部因工作失误被群众投诉，才意识到前期监督的缺位。此外，对干部“八小时外”的监督存在盲区，对社交圈、生活圈的了解主要依赖个人汇报，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渠道。曾有群众反映某干部在社区参与赌博，但因未造成严重后果，我仅进行了批评教育，未及时将其纳入重点监督对象，未能起到警示作用。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剖析

（一）政治站位不够高，对新时代干部工作要求理解不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但我在实际工作中，更多从“完成任务”的角度推进选人用人，对“为事业选干部、凭实绩用干部”的政治责任认识不够深刻。比如，在干部考察中，对政治素质的考察多停留在“是否参加组织生活”“是否学习文件精神”等表面，未深入考察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导致个别政治立场不够坚定的干部进入考察视野。这反映出我对新时代干部工作的政治属性把握不准，没有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穿到选人用人全过程。

（二）担当意识不够强，存在“好人主义”思想

在干部管理中，存在“怕得罪人”的顾虑，对干部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比如，在监督干部时，担心严格管理会影响干部积极性，对一些小问题视而不见；在考察干部时，担心深入追问会引起谈话对象反感，对负面信息选择性忽略。这种“好人主义”本质上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对干部不负责的表现。我深刻认识到，严管才是厚爱，放任小错可能酿成大错，必须以“得罪少数人、赢得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