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流行病学答辩癌症筛查预测模型教学课件.pptxVIP

一、前言演讲人

目录01.前言07.健康教育03.护理评估05.护理目标与措施02.病例介绍04.护理诊断06.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08.总结

医学流行病学答辩癌症筛查预测模型教学课件

01前言

前言站在讲台上整理着手里的教学课件，我望着台下坐着的护理实习生和年轻医护，突然想起三年前在肿瘤内科轮转时遇到的那位患者——52岁的张女士，因长期咳嗽来院就诊，当时常规胸片未见异常，但基于她有吸烟史、家族肺癌史和慢性支气管炎病史，我们用科室刚引入的癌症筛查预测模型评估后，提示她属于“高风险人群”。进一步低剂量螺旋CT检查，竟发现了右肺上叶5mm的磨玻璃结节，最终病理确诊为原位腺癌。那次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在癌症防控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三早原则中，科学的预测模型不仅是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工具，更是临床筛查实践的“导航仪”。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其中中国占比23.7%；而早期癌症5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晚期却不足20%。

前言然而，我国癌症筛查覆盖率不足30%，且传统“一刀切”的筛查模式（如固定年龄、性别阈值）常导致高风险人群漏筛、低风险人群过度检查。这时候，基于流行病学大数据构建的预测模型便显现出独特价值——它能整合个体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维度风险因素，通过算法量化患癌概率，指导精准筛查。

今天我要分享的教学课件，正是围绕“癌症筛查预测模型”的临床应用展开。我们将通过一个真实病例，从护理视角拆解模型在筛查中的作用，探讨如何通过系统评估、精准干预，帮助患者理解模型意义、配合筛查流程，并最终实现“早发现”的目标。

02病例介绍

病例介绍去年10月，我在社区健康管理中心参与“肺癌高危人群筛查项目”时，接触到了48岁的李女士。她是项目组通过癌症筛查预测模型筛选出的“高风险对象”。

李女士的基本情况：

主诉：无明显不适，因社区通知“高风险筛查”就诊；

个人史：吸烟20年（1包/日），已戒烟3年；职业为印刷厂工人（长期接触粉尘）；

家族史：父亲65岁因肺癌去世；

既往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病史5年，规律吸入噻托溴铵；

模型评估：使用国内某肺癌筛查预测模型（整合年龄、吸烟指数、家族史、COPD史、职业暴露5项变量），计算其5年肺癌风险概率为8.2%（模型设定≥5%为高风险）。

病例介绍接诊时，李女士显得有些困惑：“我平时连感冒都少，怎么就成‘高风险’了？做CT辐射大不大？万一查出来问题怎么办？”她反复摩挲着社区发的筛查通知单，手指关节微微发白——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是高风险人群最常见的反应。

我们为她安排了低剂量螺旋CT（LDCT）检查，结果提示左肺下叶有一个8mm混合磨玻璃结节（GGN），边界欠清。进一步行PET-CT和穿刺活检，确诊为微浸润性腺癌（MIA）。由于发现早，李女士接受了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术后1个月复查恢复良好，目前仍在规律随访中。

这个病例像一面镜子：它既体现了预测模型“精准定位高风险人群”的核心价值，也暴露了患者对模型的认知空白和筛查过程中的心理负担——而这，正是护理工作需要介入的关键环节。

03护理评估

护理评估针对李女士这样的“模型筛查高风险人群”，护理评估需从“生理-心理-社会”三维度展开，既要关注其躯体状态，也要理解其对模型和筛查的认知，更要评估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生理评估基础健康状况：测量生命体征（BP128/76mmHg，P78次/分，R16次/分，T36.5℃）；检查呼吸系统体征（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回顾既往COPD控制情况（近1年急性加重2次，肺功能FEV1/FVC68%）。模型相关风险因素：详细核对模型纳入的变量——吸烟指数（20年×20支/日=400年支）、家族史（一级亲属肺癌）、职业暴露（粉尘接触≥10年）、COPD病史（≥5年），确认模型计算的风险概率（8.2%）与实际情况匹配。筛查检查耐受性：评估李女士对LDCT的接受度（无造影剂过敏史，无严重心肾疾病）；预判穿刺活检可能的并发症（如气胸、出血）风险（基于年龄、凝血功能：凝血四项正常，PLT210×10?/L）。

心理评估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测评，李女士得分52分（轻度焦虑），主要表现为：对“高风险”标签的恐惧（“是不是已经得癌症了？”）、对检查辐射的担忧（“CT会不会致癌？”）、对后续治疗的未知焦虑（“万一手术风险大怎么办？”）。访谈中她提到：“社区说模型算出来的，可机器怎么比医生还懂我？”这反映出她对模型原理的不理解，进而影响对筛查的信任度。

社会评估李女士与丈夫、儿子同住，丈夫是出租车司机，儿子在读大学。家庭支持系统良好（丈夫陪同就诊，主动询问检查注意事项），但经济压力中等（家庭月收入约1.2万元，需负担儿子学费和李女士的COPD药物